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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阴魂不散的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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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24 02:31: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阴魂不散的郭沫若

    台湾曾经列出“大陆四大无耻文人”,郭沫若毫无疑问位列榜首,除此之外还有文革时期在江青后边翘尾巴的冯友兰(之后的两位老舍和臧克家,对老舍的诋毁仅仅 是周作人一家之言,对于臧克家了解并不深入)。要说无耻,也是分各种各样的类型,有奴颜婢膝以求自保的,有谄媚权贵获取利益的,而像郭沫若这样各个方面都 能无耻到令人作呕的实在是罕见。

    自古以来才子都会被扣上“风流”的帽子,只要是才子,即便去寻花问柳,沾花惹草也是平常事。郭老 这样的文豪自然不会少了女人,单单是有据可查的就有三任妻子。第一人妻子张琼华,1912年与郭结婚,五天之后旋即被郭抛弃,但郭离家后并未与张氏离婚, 而是让其独守空房68年。之后郭来到日本九州大学学习,期间认识了其后为他生了五个孩子的佐藤富子。1916年郭开始和佐藤富子同居(因日本有随夫姓的传 统,郭将佐藤改名为“郭安娜”)。直到抗日战争爆发,郭老一看形势不大对头,又故技重施放出“始乱终弃”的大招,不辞而别离开日本,回国拜谒蒋介石。之后 佐藤来到大连和儿子郭和夫生活,直到八十岁才得以回国,并在文革期间遭受批判。第三任妻子便是被称为“抗战夫人”的于立群。于氏于1938年,也就是郭沫 若从日本回国没多久,开始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但是一代才女最后自缢于北京故居。以上三人只是郭老明面上的情人,对于立群的胞妹于立忱的玩弄,间接导 致其自杀。还有在南昌起义途中和“革命伴侣” 彭漪兰(安琳)的绯闻,除此之外郭沫若还有很多风流韵事。

    其实最让我眼前一亮的还是郭老《我的童年》里的一段描述。看了真是让人双颊绯红,不禁感叹多么纯真的基友情。郭沫若年少的时候曾结识了一位名叫吴尚之的同学。他在文章里如下描述了他们的关系:

    “尚 之降到乙班,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共通的痛苦。我们虽然同住在一个学堂,但我们的生活势不能不渐就分离了。”此外,郭还说,“大概是吃酒的次数多了”,他们 常常“差不多天天晚上都要‘奋飞’”……“奋飞”原指“不受约束,奋发有为之意”,郭老在此加上引号,让人不免瞎想。之后还有一位汪姓少年,郭沫若如此写 道,“模糊地睡熟了。有人吻着我,把甜蜜的淳汁渡入我的口中,我睁开眼一看就是汪君。我真是喜出望外。”接下来,“说着他又笑融融地咬了一口来渡在我的口 里。 ——‘啊,我真的爱你呀!我紧紧地把他抱着。’”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还情不自禁地写了一首《蔗红词》的诗歌,表达衷情:

    “红甘蔗,蔗甘红,水万重兮山万重。忆昔醉朦胧,旅邸凄凉一枕空。卿来端的似飞鸿,乳我蔗汁口之中,生意始融融。那夕起头从,才将命脉两相通。难忘枕畔语从容,从今爱我比前浓。红甘蔗,蔗甘红,水万重兮山万重。”

    郭 老少年风流老来俏的事迹其实并不会对其一生造成太大的污点。就像之前所说,自古风流才子王侯将相都是情史一大堆,但是瑕不掩瑜,后人对其大部分还都是正面 评价。但是情圣也分三六九等,能做到像柳永这种死后能让“众名姬春风吊柳七”的人,才算高级情圣,而像郭老这种只会放“始乱终弃”这种招数的人,只能算薄 情郎。

    在对郭氏的评价中,感情生活只能算是小小的调味剂。郭沫若作为学术巨鳄的地位至今依然是无可动摇的。在文学方面,郭的《女 神》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可以说是中国新诗的里程碑,并且翻译了多部歌德的小说和诗集,此外在剧本方面也有诸如《屈原》颇享盛名的作品。提到郭沫若的文学成 就就不能不提“新文化运动”初期由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田汉等人在日本创立的“创造社”。“创造社”初期主要主张个性解放,崇尚天才,带有浪漫主义和 唯美主义的倾向。期间涌现了诸如《女神》,郁达夫的《沉沦》等名作。我曾经拜读过郭沫若的《女神》,其文以众所周知的共工,颛顼在不周山一役为背景,或许 是我才疏学浅,若说是新诗,和徐志摩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其内容描述似乎还没有现在写网络穿越小说吸引人。由于时代背景所限,《女神》的横空出世还是在中 国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之后在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创造社”在郭沫若的带领下开始违背初衷,越来越具有革命色彩。郭在《革命月刊》上曾经提倡“我 们所要求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一个曾经以提倡浪漫主义的文学研究会开始慢慢左倾,其文学作品中也越来越带有革命色彩。 虽然如此,直到抗战结束,郭沫若的依然有如《屈原》、《虎符》《高渐离》等历史名剧问世。然而,建国以后的郭沫若,其作品只能让人作呕到无以复加,空说无 凭,我们可以稍稍鉴赏一下。

    最先推荐的当然是郭氏建国以后的巅峰之作《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

    “天安门上红旗扬,毛主席画像挂墙上,亿万人民齐声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寿无疆!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真赛过我亲爷爷!”(赵丽华老师的梨花诗瞬间显得高大上了!)

    除了写给他毛泽东爷爷的,还有写给他斯大林的《我向你高呼万岁》

    “我向你高呼万岁,斯大林元帅,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70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细菌战的威协在你面前只是梦呓。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不朽的马克思和你同在,你和马克思一样永远不朽了!

    不朽的恩格斯和你同在,你和恩格斯一样永远不朽了!

    不朽的列宁和你同在,你和列宁一样永远地不朽了!”

    (最后三句简直是神之排比!)

    引 用宋美龄女士对郭沫若的评价 “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乃你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精神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 尤,足令人作三日呕。”虽然言语之间不乏因意识形态的不同而产生的偏见,可是依然能看出郭沫若逢场作戏的本领。

    建国之后的郭沫若心思 已经不在文学创作上了,他把他即将燃尽的最后一点才华用在铺政治道路上。这里还有一篇不得不提的学术著作就是《李白与杜甫》。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对李白诗十 分推崇的,而郭沫若就投其所好,对李白不遗余力的褒,对杜甫则是贬得一无是处。于是在文学史上不分轩轾的“诗仙”与“诗圣”在文豪郭沫若笔下遭到了令人瞠 目结舌的不公正评价。作为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对李白的赞誉是情理之中,但要是为了迎合统治者而极尽其能事的贬低杜甫,郭沫若奴颜婢膝的嘴脸可见一斑。 我觉得这文人吧,你就算当不了屈原,文天祥,方孝孺之类的,总该有点如张承志先生所说的不谄媚不丧失良知的“清洁的精神”吧。当我看完郭沫若早年的文章, 再看其建国后所创“诗歌”时,我总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人,还是一个时代数一数二“伟大”的文人居然可以无耻善变到如此。

    除文学外,郭沫若还 对甲骨文颇有建树,与董作宾先生,罗振宇先生,王国维先生并称为“甲骨学四堂”。但是,根据岳南先生在《南渡北归》中的记载,这位“甲骨学四堂”中的“鼎 堂”在学术界也有不光彩的一面。以当时的“学术巨鳄”傅斯年为首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退居台湾后,对研究史料一直严加管理和保密。而正在日本研究甲骨文的郭 沫若则厚颜无耻地向其索要河南安阳出土的“大龟四版”。李济,董作宾等人接到信后,敬重郭沫若是个名声在外,且颠沛流离的才子,冒着通共连敌的风险将材料 寄给郭沫若。并着重强调,“拓片尚未发表,仅供参考”。材料到手后,郭沫若对李董的叮嘱置若罔闻,将到手的材料编入其著作《卜辞通纂》中,该书一出,学界 震撼,傅斯年暴跳如雷,生性木讷的李济先生也是万分尴尬。郭沫若还在序文中写道“知我罪我,付之悠悠”,意思估计就是“你们这些傻屌,爱咋咋,老子才不在 乎。”

    其实郭沫若不论是对妻子的始乱终弃,还是文学上的荒诞谄媚,都离不开他对政治的敏感性。1927年郭曾任蒋介石总司令指挥下的北伐军 政治部副主任。“一二三惨案”爆发后,蒋介石开始清党,郭写下《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声讨缴文后遭到通缉开始流亡日本。郭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回 国,之后前往南京拜谒蒋介石,随后发表《蒋委员长会见记》并一改往日批蒋态度,转而对蒋介石颂扬。建国之后,郭沫若才把其摧眉折腰的奴才相表象的淋漓尽 致。郭沫若在1949年以后,官拜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学术职务为中国科学院院长、 中国文联主席,其触手涉及科学,文艺,政治等多个领域,可以说是“又红又专”的代表人物。建国之后的知识分子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革命浩劫”,而郭氏则以 “钦差大臣”的身份坐在舞台中央,看着一波又一波的文人学者“表演”着身陷囹圄,家破人亡的戏码,并为此“锦上添花”。除此之外,为了响应毛泽东亲自发动 的“倒胡运动”,郭沫若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大显身手,并联合吴晗,冯友兰一众对胡适进行惨烈抨击,并称之为“流毒”。在毛泽东的“倒胡运动”中,胡适被称 为“猢狲悟空”,趁乱一个跟头逃出了如来佛的掌心,蹦到了美利坚的土地上,但其阴魂不散,精神毒气一直在中国大陆的花果山上徘徊。毛发动了“倒胡运动”, 郭则跟在屁股后边奠定了运动调子。之后对敌斗争变成了斯文扫地的辱骂,甚至有文章写道

    “看照妖镜里是什么东西”

    “一只狗,带着美国项圈的够!”

    怪不得民国男神胡适临死之前长叹“但愿来生不姓胡”了。

    文 革时期的郭沫若更是抓住了在主人面前摇尾巴的机会,只要有利于自己向上爬,谁的大腿都抱,就连亲生骨肉在他心里都可以靠边站。郭的两个儿子在文革期间自 杀,他却在1976年写了《水调歌头 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极力吹捧文革成果,可惜五个月零九天后,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郭沫若随即赋诗一首《水调歌头 粉碎四人帮》,态度转变之快令人瞠目结舌,或许卑劣的人格,走狗的个性已经深深扎在了一带文豪心中,使溜须拍马成了无意识的习惯。

    郭沫若死 于1978年,可是时至今日在中国,依然能有许多能和郭沫若扯上关系的地方,除了为人熟知的坐落于北京前海西侧的郭沫若故居以外,故宫,老字号荣宝斋,陕 西的黄帝陵和华清池,中华书局也都留下其笔墨。似乎有些名气的地方他都要插上一腿,好让后人瞻仰他的“丰功伟绩”。要按文学成就来说,郭沫若比不过鲁迅, 胡适等等,要按考古学成就来看,“甲骨学四堂”的另外三位至少可以与郭齐名。可是这些大师的出镜率远没有郭沫若高,有的甚至被扣上反动的帽子。我起初颇为 不解,国家给予郭沫若如此高的出镜率究竟想让后人向他学习什么,学习他的廉政奉公?那无异于说和珅是个两袖清风的父母官。学习他的忠贞爱国?那就好像告诉 世人其实是汉帝篡了王莽的皇位一样好笑。后来我似乎明白了,国家想让人们,特别是一些手无缚鸡之力却怀凌云壮志的文人学习郭沫若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学 习如何做顺民。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化巨人”之所以被树立,是要昭告天下,你们的笔不可以当刀子用,只能用来为政府的成绩锦上添花。这极为符合毛泽东制定的 一套杀人策略,那就是“先杀灵魂,再杀肉体”。国家需要放弃灵魂,放弃自我,仅仅以政府马首是瞻的御用文人,而那些有志之士,骨鲠之士,要么变成哈巴狗, 要么被打压成报国无门,只求保命的哑巴。《史记》里有一个词很好的形容的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这一类人,那就是“优孟”,《史记》有云:“优孟,楚之乐人也”,所以“优孟”就是唱戏的戏子,也可以说是一种傀儡。这种折人脊梁的文人培养方案,终究会不会败坏整个民族还不得而知,但至少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吧。
 楼主| 发表于 2014-10-24 02:35:27 | 显示全部楼层
历史转折中的郭沫若

    近代以来,如果说有哪位文人让人充分认识到“学问和人品不是绝对统一”的话,那么郭沫若一定是跑不掉的人。

    纵观郭的一生,不能说是波澜不惊,但是在同辈人中他总是能“独善其身”,这不得不归功于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如果说胡适是用实用主义做学问,那么郭的一生几乎都是以实用主义做人。

    郭的前半生一直在国共两党之间徊徨,如果他动心忍性做一枚安静浪漫的暖男,就算命运多舛,但凭着傲人的才气也不至于一事无成,可他偏偏是个渣男,偏偏不是一个淡泊明志的人,偏偏终身纠缠于政治而不可自拔。

    1926年,30多岁的大学老师郭沫若毅然弃笔从戎,先后任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政治部秘书长、政治部中将副主任等职。应该说蒋待郭不薄,但郭显然并不服膺蒋,1927年3月郭沫若写出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开篇即骂道: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同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并加入共产党。

    加入共产党以后,正是共产党最困难的时期,南昌起义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郭随即流亡日本,长达十年。这十年里,他几乎从未发表过政治性的言论声 援共产党,无论蒋介石怎样围剿,无论白色恐怖多么严重,即令在接到挚友、共产党领袖人物瞿秋白临刑前给他的秘信,他也未敢吭一声。对于这段经历,原公安部 部长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回忆中写道:郭沫若和他的家人却使我感到过迷惑。大人们朦朦胧胧的言谈中,总使我感到异样。比如他在1928年到日本去的事情,虽然正式的说法是由周恩来安排的,但是有人并不完全那么认为,他们说那实际上是脱党,是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候对革命失去信心的表现。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即命驾”。他不仅如此,他还主动请求吴稚晖介绍 前往南京拜谒汪精卫、蒋介石,并“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 记》”。

    1949年以后,郭沫若仕途可谓一路平坦,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官越做越多,心思越来越不在文学创作上,他把他即将燃尽的最后一点才华用在铺政治道路上。

    1954年10月,毛泽东借“两个小人物”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事大做文章,发动了一场全国规模的批判胡适运动。 11月8日,《光明日报》刊载郭沫若的谈话,标题为:《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关于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在 文中,他对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多有发挥。为了最大程度的迎合毛泽东,郭沫若对胡适进行惨烈抨击,并称之为“流毒”。昔日同为新文化运动的 旗手,一个却被打倒在地……

    为了响应毛泽东对曹操的赞扬,1959年,郭沫若写出了历史剧《蔡文姬》及《替曹操翻案》的文章,掀起了沸沸扬扬的为曹操翻案之风。

    郭曾写了大量解释毛诗词的文章,在一篇叫《红旗跃过汀江》的文章中,他写道:“主席并无心成为一个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 席更无心成为书法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 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明明 写错了还要加以赞美,就像古代的佞臣面对皇帝的顺口溜大加赞赏一样。

    到了文革,郭沫若也成了被攻击的目标,尽管他知道有的质疑让人嘀笑皆非,但他还是勇敢地向自己“开火”了: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后,在会上即席发言,讲出了当时令文化界颇为震惊的一 段话: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1967年,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在向毛泽东表了忠心之后,感觉到意犹未尽,郭沫若竟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76年10月6日晚,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四人帮”被叶剑英华国锋等通过事先周密策划神不知鬼不觉地抓起来,郭沫若闻讯后再也 无法静心躺在医院里养病,“满腔的怒火,无限的喜悦,都汇成创作的热情,又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了”。他文思如潮,挥毫疾书,即兴填词《水调歌头·粉碎“四人 帮”》。然而,就在1976年5月12日,郭沫若还刚刚写过《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一词。

    看到郭老的言论,共识君不禁迷惘了:哪个才是真实的郭沫若,哪首诗才代表他真实的想法?建国后的他不是诗人,而是“诗 臣”, 毛说要批胡适,他就把胡适踩得不可翻身;毛说要百花齐放,他就为一百种花写了一百首诗;毛喜欢李白,他就专门写了一本《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他总是急于 表态,惟恐表得晚了上面怪罪。九大召开,他斥责刘少奇“大公贼,黄粱梦”。反右倾翻案风时,他又骂“邓小平,复辟狂。”当然,四人帮倒台时,他也表了态: “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

    世人骂他“无耻文人”但也同情他在文革中失去了两个孩子的遭遇,承认他才华但也嘲笑他在文革期间写的狗屁诗。从郭沫若的历史转折中不难看出,当权力一旦与文艺结合,毁掉的也许不仅是文艺,还会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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