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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毛泽东邓小平重大过错与决策失误(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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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15 23:27: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卷二:重新评价林彪:功大于过的人

    林彪,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以其卓著的战功名列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之后。他的卓越才能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将其定为自己的接班人。然而林彪后来却策划了绝密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打算通过武装起义的方式暗杀毛泽东,不料事情败露,不得已而仓惶出逃,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林彪也因此背上了“野心家、阴谋家”的骂名和“抢班夺权”的罪名。许多不知根底的人都认为林彪太没良心,毛泽东对他恩重如山,他竟恩将仇报要谋害毛泽东。这个骂名一背就是几十年。现在,该是还事情以本来面目,重新评价林彪功过是非的时候了。

    1、林彪的“武装起义”是救国拯民之义举

    自林彪叛逃事件发生以后,一直有一种说法,说他是因为长期体弱多病,怕自己的寿命活不过毛泽东,便想谋害毛泽东抢班夺权。笔者认为,如果把林彪的这一作为归结为个人权力欲,把林彪的倒毛行动评判为纯争权夺利的宫廷政变,那无异于把一段复杂的历史作了个简单化的结论。林彪谋杀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把中国人民从“文化大革命”的那场水深火热的大灾难中解救出来。这有他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为证。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世人称之为“十年浩劫”,这个形容并不为过。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数不清的老干部,老专家、老艺人、老知识分子受到残酷的迫害,几乎无人幸免。上至国家主席,下到平民百姓,共有30多万人被迫害至死。国民经济更是到了崩溃的边缘,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在文革期间,河南某地曾出现过一条大幅标语,上面写着中国的成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熟悉这个成语的人都知道,庆父是古代鲁国一个作恶多端的国君,他给鲁国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条标语影射毛泽东害苦了中国人民,只要他不死,中国人民的苦难就不会结束。既然“十年浩劫”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就应该尽快结束它,把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要结束这场大灾难,就必须尽快结束毛泽东的错误统治。而毛自己是不愿让位的。曾经有一位外国总统问毛泽东将来是否会退休,毛说“也许有一天我会出车祸死去”,这表明他不打算退休。在这个时候,谁能尽快结束这场灾难,谁就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哪怕他曾经做过一些错事坏事。然而由于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人们把他当作神圣来敬仰,要想将他发动的这场运动停下来,谈何容易。这个时候,只有林彪挺身而出,毅然决定采取特别行动,结束毛泽东的错误领导。虽然他用的是“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的阴谋诡计,但他只能用这个办法。他不能给毛泽东提意见,更不能批评毛泽东,否则会落得跟彭德怀一样的下场。他用骗取毛泽东信任的办法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可以说这正是他的精明过人之处。虽然后来他的计划功败垂成,但却给毛泽东造成很大的精神打击,从此毛一病不起,五年后便离开了人世。林彪的“武装起义”计划,使毛泽东如梦初醒,从自我陶醉、自我满足中惊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什么“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不是什么“天才”。这才开始对自己的一些做法有了反省,知道错整了贺龙、陈毅等一大批领导同志;正是有了“九·一三事件”,才使大批老干部得以解放,恢复了职务;才有了毛泽东的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尽管只承认有“三分”错,也比不承认好)。

    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他的亲信“四人帮”便被粉碎,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欢呼“获得了第二次解放”。新的中央领导宣布:“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

    事实表明,林彪的政变行动有助于“文革”这场灾难的尽快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武装起义”计划是干了件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大好事,是值得称赞的正义行动,是一次救国拯民的壮举。这是他的最大功劳。

    林彪,一个功劳远远大于过错的人。笔者相信,迟早有一天,历史会给林彪一个全面、公正的评价。

    2、林彪以行动反对“文革”的两个例证

    有人说即使林彪上台,对中国人民来说也未必是好事。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幼稚的看法,林彪如能上台,肯定要比毛泽东在台上好得多,因为他的《五七一工程纪要》里已经表明了他的施政纲领,就是要“用民富国强代替他的‘国富’民穷”,还说要“对过去……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除了他的那个《纪要》之外,这里还有两个例证,表明他曾以行动来反对“文革“:

    196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里,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碰头会。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同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提出了三个重大原则问题: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并怒斥了江青、康生一伙。在这次会上,谭震林,这位在井冈山时期曾与林彪并肩战斗的老战友,与江青一伙进行了激烈的争辩。这场争辩后来被江青一伙诬蔑为“二月逆流”。事发的第二天,谭震林怀着满腔激愤,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对造反派们的胡作非为和“文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希望他能制止这场错误。他在信中写道:

   “昨天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不听毛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老干部,省级以上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我们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我想了很久,最后下定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

    林彪将此信交给了毛泽东。不少研究文革史的人都认为林彪这样做是出卖谭震林,说谭没有看穿林彪的本性。笔者对这种说法不敢苟同,林彪没有必要出卖谭震林。他们不仅早就是亲密战友,而且出卖谭对林彪自己没有任何好处,他这时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笔者认为,林彪这样做的真实目的有两个:一是他在心里赞同谭的说法,也认为应当尽快结束文革,但他不敢直接跟毛泽东这样说,只能借谭震林的信让毛泽东省悟。因为谭难以见到毛泽东,其他人也不敢把这样的信转给毛泽东。可以说林彪转交谭的信是一种为民请命的举动。二是借这封信试探毛泽东的心思,看看毛泽东阅信后有何反应。如果毛泽东执迷不悟,继续走文革的错误路线,那他也只能暂时跟着走下去。果然,毛泽东看信后十分不满,说“这个谭震林怎么糊涂堕落到这种地步!”

    谭震林的信被转给毛泽东,并没有因此给他自己带来霉运,相反,他还出席了两个月后的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这在当时那个大批老干部被打倒的年月里,是一种莫大的政治荣誉。也许正是因为林彪从这次试探中,看出毛坚持要继续搞他的祸国殃民的“文革”,所以才决心用政变的方式来结束这场灾难。

    还有一个例证,充分表明林彪曾尽自己的能力反对过“文革”那种搞法:

    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元帅在他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回忆说:“当时(1967年初),军队乱得一塌糊涂。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纷纷来京,住在京西宾馆避难。驻京部队的许多领导干部,有的被一派揪走,有的被一派藏起,不知下落。各地的造反派无法无天,到处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备任务。我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当然着急。……1月24日晚饭后,我坐车直趋林彪住地毛家湾。……我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目前军队的混乱情况,说: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林彪连连点头说:是的,军队不能乱,我同意军委发一个文件。当即由他口述,秘书记录,整理了七条。后又增加了严格管教子女的内容。”“1月28日下午5时,林彪和我一起去中南海将‘八条’送给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完全同意,当场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林彪拿到批示后,对毛主席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

    这段话出自徐向前元帅的笔下,应该说是完全可信的。

    林彪口述的《军委八条》中的八条,全文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它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林彪在《军委八条》中针对军内外造反派的“造反行动”,规定了那么多“不允许”、“不许”、“不准”、“不得”,这在文革中是前所未有的。从中不难看出,他对“造反派”的“打、砸、抢、抓、抄”是不赞成的,对“文革”也是憎恶的,这与江青、康生一伙的做法有着根本不同,说明他是一心想稳定军队的。当徐向前与他一起去找毛泽东批示时,两人心里都忐忑不安,担心得不到毛的“恩准”。所以当林彪得到毛泽东的“御批”后,禁不住要连说三声“万岁”,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这个《军委八条》虽然没能从根本上阻止造反派冲击军队,但它毕竟是林彪争取来的。笔者听一位军队老干部说,《军委八条》出台后,确实在一段时间里起到了稳定军队的作用。但好景不长,一心想搞乱军队的江青,和以她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又针锋相对地抛出了一个《中央文革十条》,内容主要是不准军队对造反派们动用武力。这位老干部清楚地记得江青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如果把军委八条与中央文革的十条对立起来,是不对的;如果拿那个‘八条’来压这个‘十条’,那就错了!”江青此话一出,仅稳定了几个月的各地军队机关,又受到了造反派的全面冲击。

    虽然林彪的《军委八条》没能从根本上起到长期稳定军队的作用,但它毕竟是林为稳定军队所做的力所能及的努力。由此可以看出,林彪是不赞成文革那种做法的。然而,在官方的许多历史文献中,只要一提到文革中那些冲击军队、搞乱军队的事情,仍总是说“林彪一心想搞乱军队”。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对历史的不负责。林彪作为主管军队的军委副主席,搞乱了军队,对国家对人民有什么好处?对他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 发表于 2014-9-15 23:30:31 | 显示全部楼层
    3、《五七一工程纪要》说的句句是实情

    好在林彪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五七一工程纪要》,使世人明白了林彪要谋杀毛泽东的真正目的(之所以取名叫“五七一”,是取“武装起义”的谐音)。今天,我们不妨回地头来,重新翻看一下这个《纪要》。在这个纪要中,林彪及其追随者所描述的事情,可以说完全符合事实。《纪要》是林彪的追随者周宇驰在他的笔记本里的随手记录,没有整理成文,因此不太连贯。由于篇幅不长,现全文照录如下:

   《五七一工程纪要》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二十四日)

    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

    目录  

   (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一)可能性

    ◇ 九二(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会上毛、林分岐公开化。——编者注)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级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今不如昔,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⑴一场政治危机正在酝酿。⑵夺权正在进行。⑶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⑷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⑸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⑹他们“故计重演”。⑺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⑻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⑼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舰队以及下文的联合舰队等均为本文件起草者林立果等人的自称,这些名词以及后文中的“江田岛精神”等出自《啊,海军》和《山本五十六》等日本电影。——编者注)。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份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二)必要性、必然性

    B-52(指毛泽东——编者注)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三)基本条件 

    ◇有利条件: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稳,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失业。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劳改。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中苏对立。整苏联,对苏联做绝了。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指林彪——编者注)威信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从自然条件上讲,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退。

    ◇ 困难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由于B-52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B-52身居简出,行动神秘鬼(诡)窄(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四)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 B-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指毛的主要助手——编者注)均在我手心之中。属于自投罗网式。△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实,逼迫B-52就范,逼宫形式。△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五)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

    △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指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以及他们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编者注) △九师、十八师。△二十一坦克团 △民航(文革时民航由空军接管——编者注) △三十四师

    ◇ 借用力量

    国内:△二十军 △三十八军 △黄(指黄永胜——编者注)军委办事处 △国防科委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疆、西安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

   (六)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帅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七)实施要点: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

    ⑴计划。⑵力量:△指挥班子 江、王、陈。△两套警卫处:公开的李松亭。秘密的上海小组负责。新华一村(林立果等在上海的秘密据点——编者注)教导队。△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南空(指南京军区空军——编者注)直属师工作(十师)周建平负责。争取二十军(江、王、陈)。扩大舰队——加速根据地建设 京、沪、杭、蜀、穗。⑶物质准备:武器:领、自造。通讯器材(包括01工程)(指林立果主持设计的一种收发报机——编者注)。车辆。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⑷情报保障:掌握三个环节:搜集、分析、上报。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  

    奇袭式: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一个先斩后联。一个上下同时进行。一定要把张(指张春桥——编者注)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总的两条:一是奇袭,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第三阶段: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

    ⑴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尽力坚守上海,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固守浙江、江西 △掌握空降、空运

     ⑵政治上采取进攻:△上面摊牌 △掌握舆论工具 开展政治攻势

    ⑶组织上扩大:△迅速扩军 △四方串联

   (八)政策和策略

    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缓和群众的舆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解放大多数,集中打击B-52及其一小撮独裁者。我们的政策:解放一大片(大多数),保护(团结)一大片。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人。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批,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各个击破。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是他的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的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绐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押)的关压(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过去,对B-52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陷害的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

   (九)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江田岛,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编者注)。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楼主| 发表于 2014-9-15 23:32:02 | 显示全部楼层
    对比一下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历史事实,可以发现,《纪要》里所说的句句是实话。

    先来看“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生活今不如昔。”毛泽东发动的那场“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开始以后,中国就处于无休止的动乱之中。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剧院关门,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全部陷于瘫痪。特别是“文革”的第二年,全国各地进入“全面内战”状态,各派别之间武斗不断,相互残杀,许多地方血流成河。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一个幅员辽阔的中国大陆,其生产总值竟然比不上一个小小的台湾岛。广大群众处在艰难困苦之中。许多年纪大的人都不会忘记,在那个年代里,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和食品都是凭票限量供应,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当时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的生活供应定量是:粮食成年男子16公斤,成年女子13·5公斤;猪肉半斤;食油半斤;豆制品一斤。在穿衣方面:成年人每年布匹5公尺,棉花1公斤。在其它方面:每户每月火柴2盒,肥皂2块……可以说,人们是拿着少得可怜的工资还买不到东西。《纪要》说“农民生活缺吃少穿”,这话也不错。农民们的粮食定量一天还不到一斤,用当时的一句顺口溜来形容,就是:“够不够,三百六,粮食不够红薯凑。”很多地方只能用地瓜这样的猪食来充饥。在穿衣方面,农民们不像城市居民那样可以凭布票买布,因此只能自己用老式的手动织布机编织粗棉布做衣服。广大农民都怀旧说:生活最好的时候是解放初期那几年,越往后越糟。

    再来看“他是一个怀疑狂、疟待狂……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的关压,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

    这样的事情真是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如梁漱溟、彭德怀、张闻天、高岗、杨献珍……不少人都是这种下场。在十年动乱期间,这种事情更比比皆是,如“三家村”中的吴晗、邓拓、廖沫沙;“彭罗陆杨事件”中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杨余傅事件”中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还有后来的陈伯达入狱,李德生下台等等。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王、关、戚事件”中的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这三个年轻人在文革初期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毛泽东身边红得发紫的人物。其中戚本禹以一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电影“清宫秘史”》的轰动性文章,拉开了整倒刘少奇的序幕,这篇文章是他遵从毛泽东的旨意写的。三个人在1966年至1967年8月还红极一时,而到了9月,就被毛泽东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下令抓了起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力,他在处理1967年的武汉“七·二O事件”中挨了打,回到北京时,毛的夫人江青亲自到机场迎接。可仅仅过了一个多月,王力就被关进了监狱。《纪要》中提到的“他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一事,则指的是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田家英在1966年5月的自杀;毛的其他四个秘书除江青外,其余三人陈伯达、叶子龙、胡乔木都先后被他送进了牢房。

   《纪要》说毛泽东“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事实也的确如此。辽宁省有个叫张志新的女党员,因为讲了一些对文革和毛泽东不满的话,便惨遭杀害,行刑前刽子手为了防止她呼喊反毛口号,竟残忍地割断了她的气管!

    北京有个叫遇罗克的青年,因为在日记本里写了一些对毛泽东不满的话,别人发现后举报了他,他因此被处以死刑。

    一位女教师在写大字报时,不慎将毛主席的“主”字少写一横,竟遭造反派的毒打。

    一位烧窑工人师傅从窑里干完活后走出来,外面的东风刮得他们睁不开眼,他抱怨说:“怎么老是刮东风,不刮点西风?”他于是被当成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因为有人举报他与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论点唱了反调。

    某报社当天的报纸印成后,有读者发现在一版毛泽东头像的反面,也就是二版的上方标题上,印着这位领袖的一句名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而“纸老虎”三个字正好压在了毛泽东的头像上。这一下不得了,这家报社的总编成了现行反革命,遭到了群众批斗。

    这样的事例真是举不胜举。

    再来看“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失业。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在文革初期,毛泽东为了打倒他的政敌,发起了“红卫兵运动”,年轻幼稚的学生戴着“红卫兵”袖章,到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几乎将一切从旧社会过来的东西都捣毁破坏,就连许多古建筑、古文物、古书籍也未能幸免。毛泽东还有一样大发明——大串联,就是让全国的青年学生到各地进行串通和联络,把文革的烈火充分烧起来。在这场遍及全国的“大串联”中,学生们只要臂膀上戴着红袖章,就可以免费乘坐火车汽车,连吃饭住宿都不要钱。为了激励年轻人的士气,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笔者年轻时也参加过其中一次的接见,与许多红卫兵一样,当时真是激动万分,觉得自己能亲眼见到毛主席,真是天下最幸福的人了。毛泽东利用红卫兵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一大仳他想打倒的人。到了运动的后期,这一代被称作“知识青年”的人几乎都被以“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名义,强迫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吃尽了苦头。说他们是“变相劳改”,真是恰如其分。

   《纪要》中说“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劳改”,这话也不错。文革期间,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所谓“五·七指示”(该指示的主要内容是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大批机关干部、科学家、艺术家都被下放到被称之为“五七干校”的农场,从事一些与业务毫不相干的体力劳动。他们住的是用土坯和草席搭建成的棚子,美其名曰“革命棚”,吃的是粗粮猪食,的确是一种变相体罚。

    最后再来看“对苏联做绝了”。前面已经说过,中苏关系的破裂,双方都有过错和责任,不能说哪一方完全正确。中苏两国虽然在一些立场上有分歧,但并没有达到非得要翻脸为仇的地步。客观地说,中苏关系破裂的主要责任还是在中国方面,是毛泽东看不起赫鲁晓夫。当毛泽东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时,赫鲁晓夫仅是一个方面军的政委,如今年轻气盛的赫氏竟想对自己颐指气使,毛泽东岂能容忍。他不愿让苏共与自己领导的中共成为父子党,因此小题大做,硬是因一点小事而把昔日最大、最亲密的盟友列为头号敌人。苏联为了报复中国,撕毁了援华协议,撤走了全部专家和有关设备,致使中国的许多在建项目陷入停顿和瘫痪,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因此林彪说“对苏联做绝了”,这话一点不错。

    可以这样说: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是第一个批判“文革”错误的历史性文件,是一个代表全国人民正义呼声的讨毛檄文。尽管林彪的治国蓝图胎死腹中,但他的死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正是由于林彪在《纪要》中仗义直斥诸种社会问题,自1972年开始,下放干部陆续全部回到机关;城市下乡知青开始抽回城镇就业;工厂工人薪水普升一级;一大批被错整的领导干部得以平反昭雪;长期停滞的经济开始复苏……

 楼主| 发表于 2014-9-15 23:34:07 | 显示全部楼层
   

    4、林彪犯有哪些错误

    林彪有功劳也有过错。笔者认为,他一生中仅干过一件错事和一件坏事:

    他干的错事是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了极致。为了骗取毛泽东的信任,他号召全军官兵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并亲笔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在全军掀起了“学毛著”的高潮。在那本被称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序言中,他这样吹捧道:“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他把毛泽东的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冠名为“老三篇”,并说:“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弄懂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在他的指示下,全军官兵人人都要会背诵“老三篇”。一时间,背诵“老三篇”成了中国军队官兵乃至全国人民的重要政治任务。

    1963年,他把毛泽东在延安为抗日军政大学题写的三句话、八个字(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发挥成为“三八作风”,作为检验全军部队革命化的标准。

    其后,他又接连发明了“四个第一”(即思想工第一、政治工作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1965年11月,他对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作出这样的批示:“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他还提出了“三忠于”(即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四无限”(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敬仰毛主席,无限信赖毛主席,无限紧跟毛主席)等极端口号。他还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1965年,林彪在一次会议上当着毛泽东的面,肉麻地吹捧道:“毛主席永远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最高领袖。如果有谁像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否定斯大林那样,在将来否定我们的毛主席,他就是最坏最坏的大坏蛋!就是我们党的叛徒!我们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这番话让毛泽东听了心里十分舒坦。正是由于林彪在一切场合不遗余力地吹捧毛泽东,才使得毛泽东认为林彪对自己最忠诚,从而确定他为自己的接班人。

    虽然林彪大搞个人崇拜是为了取得毛泽东的信任,进而达到选自己为接班人的目的,但这也从客观上助长了毛泽东自以为一贯正确的心理,为他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林彪干的一件坏事是迫害了军委副主席兼副总理贺龙、总参谋长兼公安部长罗瑞卿、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总后卫生部长傅连璋、中宣部长陆定一等一批老干部。

    林彪整倒贺龙的主要原因是为篡权扫除障碍。林彪虽然是军委常务副主席,但由于体弱多病,军委的日常工作主要由副主席贺龙来主持。为了使自己能够独揽军队大权,林彪便以康生等人编造的“二月兵变”和历史上的“通敌”等无中生有的“罪证”,向毛泽东施加压力,使毛泽东撤销了贺龙的职务,并将其关押。

    林彪整倒罗瑞卿也是为了换上自己的亲信,以便直接掌握军队。尽管罗瑞卿长期以来一直在他的直接领导之下,但从一些事情上,他发现罗对毛泽东的忠诚程度还是超过对他的忠诚,所以他决心换掉罗。他知道毛泽东很信任罗瑞卿,因此他找的借口让毛泽东无可挑剔,难以拒绝。他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反对突出毛泽东思想,大搞单纯军事观点等等。他还让人编造谎言,说罗瑞卿要林彪让位给他。这一切都让毛泽东信以为真。因此,林彪轻而易举地整倒了罗瑞卿,由他的另一位老部下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一职。林彪之所以只让杨“代理”而不是正式担任这一职务,是因为他对杨还不是完全放心,要考察一段时间,看杨是否绝对忠于自己。如果杨死心塌地跟着自己,则把“代”字去掉;如果他更忠于毛泽东,那随时可将他换下去。

    林彪让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一职后,对他进行了两种方式的试探。头一次是让杨成武写一个证明,证明自己的妻子叶群结婚前是处女,并说空军司令吴法宪已写了同样的证明。杨成武认为自己不了解真实情况,让他写这样的东西不妥,便婉言拒绝了。此事让林彪大为不满。据杨成武回忆说,那天当他从林彪家里出来时,后背竟吓出了一身冷汗。另一种试探是他发现杨成武上任后,军队工作中有什么大事,杨成武有时是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却没有向他这个常务副主席汇报。于是,他又制造了“杨、余、傅事件”,整倒了杨成武,换上了他的另一个亲信黄永胜担任总参谋长。

    林彪迫害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傅连璋的原因,是建国初期他装病拒绝出任志愿军总司令,毛泽东出于对他身体的关心,派傅连璋为他检查身体。傅连璋为林彪作了全面检查后,认为除了当年枪伤留下的后遗症,别无他病。傅连璋如实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对此,林彪一直耿耿于怀。如今他大权在握了,便要拿傅来出气。

    林彪迫害陆定一的原因,是得知有人曾多次向中央写匿名信,举报林的妻子叶群生活作风有问题,在与林彪结婚之前就已不是处女。此事经公安部门侦察,最终找出了写匿名信的人是陆的妻子严慰冰。事后严慰冰被逮捕关押,林彪对陆定一也因此恨之入骨,说:“我恨不得拿枪毙了你!”

    林彪整过一批老干部,这是他干的一件坏事。但是,在文革中犯错误的远不只林彪一人。就连周恩来在文革期间也“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但是人民原谅他”(邓小平语)。人民既然能够原谅周恩来,也应该原谅林彪。因为林彪毕竟下决心要结束毛泽东的错误路线,而周恩来长期以来一直是毛泽东错误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虽然他也对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强烈不满(本书有周的临终讲话为证),但始终不敢说一个“不”字,至死都在表现一种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的愚忠。

    毛泽东说“即使林彪回来,我们也不会杀他。”这话不错,毛泽东的确不会公开杀林彪,那样显得他度量太小。但他会像整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那样从肉体上折磨他,慢慢地整死他。林彪深知毛泽东的为人,因此他宁可冒险出逃也不敢回来。

    了解林彪的人都知道,他性情温和,不爱发火,原本是一个善良的人,是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扭曲了他的性格。没有文革,林彪不会也不可能整倒那么多人。林彪死后,人们把他的一切功劳都给剥夺了。如他指挥的平型关战斗和辽沈、平津战役,也改成是毛泽东指挥的。而把文革中的许多坏事、错事都强加在他头上,如每当提到某某人在文革中被整死一事时,总说是“被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致死”。事实上,除了贺龙、傅连璋两人的死与林彪有间接关系外,其他人的死都扯不到林彪头上。准确地说,应该是“被文革的错误路线”或“造反派”迫害致死,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对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许多人深恶痛绝,正因为如此,林彪才能够一呼百应,使军队中不少重要人物愿意投靠到他的麾下,死心踏地为他效力。其中包括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等一大批高级将领,以及后来为而他自杀的周宇驰、于新野等中级军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晚年的毛泽东失去了人心。

    毛泽东公布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毛将林彪选为接班人并写进了党章,现在林突然外逃,人们不免会起疑心,这对毛泽东很不利。只有公布了《纪要》,才能让世人明白林彪叛逃的意图,让大家知道他是想谋杀领袖抢班夺权。然而,《纪要》的公布也使全国人民知道了毛泽东许多不光彩的事,开始对他发动的这场政治运动进行深刻的反思。

 楼主| 发表于 2014-9-15 23:36:04 | 显示全部楼层
    5、纠正三个历史误传

    对于林彪这个人,长期以来各种描写他的书很多。其中的内容大多真实可信,但也有一些误传。据笔者所知的误传有三个:

    在一些描述“九·一三事件”的书籍和文献中,常可见到这样一种说法:周恩来在得知林彪坐专机出逃的消息时,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是否把飞机打下来。毛泽东回答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走好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句话经过了作家们的改动。

    1971年,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专门为这一事件下发了57号文件,向人民传达了林彪叛逃的事情。可以说凡是上了点年纪的人,都应该记得在那份文件中,毛泽东在回答周恩来的请示时,原话是这样说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是副统帅,你把他打下来,向人民怎么交待?”如果有谁不相信这是原话,可以去档案馆里查一查1971年57号文件的原件。从这番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毛泽东并不知道林彪要谋害他,以为林彪只是想背叛自己去苏联而已,否则他不会这样说。也许是这样的话有损于毛泽东英明智慧的形象,后来在作家的笔下,那句话就变成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走好了!”作家这样一改,就显得毛泽东很有度量。但中央文件早已在群众中传达,毛泽东的话已为世人所知,怎么办呢?于是,周恩来在一次军队高级干部会议上,又说了这样的话:“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军队副统帅,我仅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在军队中又没有挂职,怎能命令部队打掉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如果命令部队把林彪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呢?”并要求以后文学作品凡是涉及毛泽东在处理林彪叛逃时的态度时,都要改成“让他走好了”。

    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不是周恩来一句话或作家用笔就能随意改变了的。

    既然毛泽东未察觉林彪要谋害他,那林彪为何要仓皇出逃呢?常言道“做贼心虚”。毕竟他是在干一件弄不好就要掉脑袋的“谋反”之事,内心高度紧张,所以一听说毛泽东突然提前返京,又听说周恩来正在追查256号专机从北京飞到山海关一事,便以为是暗杀计划败露。其实毛泽东的晚年一直是行踪不定,他的专列向来是他说走就走,他说停就停,弄得铁路方面很头疼。毛泽东这次的偶然提前返京,造成了林彪的“自我爆炸”。

    还有一个不正确的说法,就是在一些历史书中,提到林彪在1938年3月胸部受枪伤时,说他是在平型关大捷后,由于心情高兴,一天早晨骑着日本洋马,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独自一人纵马驰骋,不慎误入国民党阎锡山所辖晋军的防区,被晋军哨兵误认为是日本军官,开枪将其打伤。这一说法明显有悖于常理,纯属误传。日本军官不是疯子,即使胆子再大也不敢独自一人骑马擅闯敌方防区,除非他是不想活了。晋军士兵也不是傻瓜,应该知道日本军官没胆量敢一人前来送死。据一名“老八路”回忆,当时的情形是:1938年3月4日,林彪率师部和343旅由晋东北南下,至吕梁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这天傍晚,林彪一行十余人走到山西隰县的千各庄时,他身穿在平型关战斗中缴获的日本军大衣,骑着东洋战马,被晋军哨兵当成日本军官开枪误伤。阎锡山得知此事后,当即把闯祸的士兵捆起来送到林彪住处,听凭他发落。林彪此时表现出一个儒将应有的宽宏大量,饶恕了开枪的士兵,还夸阎的士兵枪法不错。林彪的大度使那名士兵感激涕零。

    第三个被误传的说法是,1969年,由于中苏关系严重恶化,10月19日林彪下达了一个“一号命令”,要求全军立刻进入战备状态,并将住在北京的一大批中央老首长驱逐出北京,到全国各地居住。有人认为这是林彪以战备为借口将老干部们赶出北京,是对老干部的迫害,也是他自己搞的一次政变演习。但是据中央办公厅人员回忆,将这些老干部送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居住是毛泽东的安排,目的是一旦打起仗来,可以保存一些有革命经验的老干部。10月17日晚上,许多中央老干部应邀到首都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结束后,所有出席的在京老同志应召到贵客室休息开会。会上,由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疏散命令:20日前,在京的中央老同志全部离开北京。其中朱德、董必武、叶剑英、张鼎臣等人去广州;陈云、邓小平、王震去江西;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疏散命令在前,林彪的战备命令在后。由于这两个命令仅相隔一天半,时间上的偶然巧合,被很多人误认为是林彪要驱赶老干部离京。

    中国老百姓的习惯性思维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被认定是“坏人”,那么即使他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也会被认为是坏事;有些事情甚至与他无关,也会生拉硬扯地套在他头上。

    6、航空专家新解林彪座机坠毁之谜

    关于林彪的256号专机坠毁的原因,中国官方的说法过去一直是说燃油耗尽。但大量新的证据和分析结论表明,事实并非这么简单。

    在专机坠落后的第三天,即1971年9月15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根据国内的指示,派出官员偕同蒙古外交官员和一些航空、法律、法医人员到出事现场进行了勘察。当时林彪叛逃一事尚在绝密之中,蒙古人员不会想到飞机上坐的是中国第二号人物,更不会想象飞机上可能发生过搏斗之类的事情。蒙古方面的技术人员没有在现场发现飞机被武器击落或因炸弹炸毁的痕迹,也没有从现场找到的黑匣子中获取什么有价值的材料,在对飞机坠落的分析中,却发现了一些对飞行员不利的“证据”,认为飞机是有操纵降落的。既然是人为操纵的降落,必定是因燃油不够而迫降,并找出了四条“证据”。这样一来,机上的四名飞行员死后都被认定是林彪的死党,背上了“随林彪叛逃”的罪名。

    1972年5月,中央专案组邀请有关方面专家,对飞机坠毁原因作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在当时那个高压政治的年代,人们说话稍有不慎,都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因此参加分析的专家们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顾虑,在明知疑点很多的情况下,仍维持原先的结论: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迫降没有成功而烧毁。

    不久前,笔者就这所谓的四条“证据”请教过有经验的飞行专家,他们认为这些证据,都不足以证明四名驾驶员是“叛徒”:

    证据之一,说“专机上所有人员都没有戴手表,脚上没穿鞋子,这是他们在做准备迫降,以防在着地时扭伤手脚。”

    对这一说法,飞行专家并不认同。当飞机出现险情时,虽然乘务人员通常会让乘客们脱掉鞋子,但这一做法实际上只是一种心理安慰,起不到什么保护作用。相反,没有鞋子的保护反而更容易碰伤脚趾。专机上之所以九具尸体上都没有手表,可能是下列原因:一是因事发突然,他们上飞机前就没戴手表,而且在现场也没有发现他们取下的手表。二是那个年代的表带子大多是皮革制成,在烈焰中被烧成了灰,带子断了手表自然不在手腕上。三是即使表带是金属的,在烈焰中也有可能熔化。至于说九个人脚上没穿鞋,则可能是他们在烈焰中挣扎时蹬掉了鞋子,也有可能是鞋子被烧化。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林立果和刘沛丰等人身上发现了佩戴的手枪。既然手表和鞋子都会“扭伤手脚”,枪带在身上岂不是更容易损伤身体?他们怎么不同时取下手枪?

    证据之二,说“飞机是原本是由东南飞向西北,而坠毁时却是头朝南,且降落的地方比较平坦。说明飞行员经过了选择。”

    这一说法也站不住脚。飞机坠毁的时间是凌晨2点30分。此时正是深更半夜,无垠的荒野之中没有一点灯光,飞行员在几千米之上的高空怎么可能看清地面?又怎么会“选择”一处平坦之地来迫降?虽然飞机前部装有跑道照明灯,但那点微弱的灯光只能照亮机头前方的不太远的距离,根本无法在茫茫黑夜中看清下面的地形地貌!至于说“降落的地方比较平坦”,那是因为在蒙古荒漠上,这样的平坦之地到处可见。之所以飞机会机头朝南,也说明飞行员打算驾机飞回中国。他们的举动被懂飞行的林立果发现,于是双方发生抗争或搏斗,才造成飞机坠落。

    证据之三,说“飞行员作了迫降的准备。从机翼残骸中,清楚地看出已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操作。而三叉戟飞机的前开缝翼只有人工操纵才能打开。起落架完整,没有撞击和严重磨损的痕迹,主轮胎也良好,说明飞行员没有放下起落架,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着地。现场约30米的滑痕是飞机尾部着地滑行的痕迹。地面无深沟,说明飞机不是大角度撞地或失速坠地,而是有操纵地着陆。”

    对这个说法,飞行专家并不赞同。飞机在野外迫降时,的确不能放下起落架,因为机身巨大的重量会使起落架深陷于泥土之中,造成严重后果。但这并不能说明飞行员是人为操纵迫降,在飞行中,起落架本来就处于收起状态。如果真是人为操纵的迫降,滑痕应该远远大于30米。至于说前开缝翼被打开,有可能是飞行员与林彪一伙搏斗时误碰了操纵柄,或是被其它的外力撞开。

    证据之四,说“降落为什么没有成功?主要是动作不正确,没有做全,造成着陆速度过快。从残骸来看,减速板没有打开,减小降落速度的反推力装置也没有使用,自然造成飞机着地时速度过快。这些工作程序在正常情况下应由副驾驶完成,但该机因仓皇起飞,未上副驾驶。其次是降落点虽是比较平坦的草原,但地面仍凹凸不平。这也是造成飞机降落后跳跃破碎的原因。”

    飞行专家认为,虽然飞机上没有副驾驶,但像打开减速板这样的动作,在主驾驶的指导下别人也能完成。正是由于没有打开减速板和反推力装置,也更能说明飞行员没打算迫降,而是要飞回中国。

    另外还有两点需要补充:一是虽然飞机上没有副驾驶和领航员,但却有无线电员。如果四名飞行员真想与林彪一同叛逃的话,即使飞机迷了航,也可以通过无线电呼叫苏联或蒙古的机场给予导航。二是他们在明知飞机油料没有加满,不可能飞很远距离的情况下,应该建议林彪飞往苏联与中国交界的边境城市海参崴或伯力。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说明他们根本不想去苏联,更说明他们与林彪不是同伙。

    7、林彪的真正死因是飞行员反抗

    日本共同社于2006年9月13日发自乌兰巴托的一则电讯说,该社日前获得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所乘飞机在蒙古境内坠落一事的绝密文件,这份报告进一步证实了笔者的判断。当时蒙古政府在得知坠毁的飞机上坐的是林彪后,又派出飞行事故专家重新对现场进行了勘察,总结出一份调查报告,报告否定了飞机因燃油不足而在迫降时坠毁的一般说法。该报告题为《中国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原因的确定文件》,所署日期是1971年11月20日,共16页。共同社日前获取了这份未公开的文件和未曾发表的现场照片。该报告说,对1971年9月13日坠毁的林彪座机展开的调查是在事故发生约一个月后(从10月8日到18日)进行的,当时苏联专家参与了调查工作。文件说,调查小组当时得出的结论是:导致这架飞机坠毁的直接原因是人为因素,这就排除了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报告说:“英国制造的三叉戟飞机在气候良好的时候极少犯航线错误,而且也没有来自这架飞机的任何无线电通信。这两个事实表明,中国官方解释说这架飞机因燃料不足导致坠落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飞机残骸在很大范围内燃烧了很长时间,大火覆盖了一块长约975米、宽约321米的地方。这一事实表明它有足够的燃油继续飞行。”报告还说,飞机坠毁时,引擎正常,而且“没有证据证明机上人员由于紧急原因做出了降落决定。”蒙古方面的消息人士当时说:“调查人员一致认为,一定是飞机上的乘员之间发生了搏斗。林彪及其支持者想逃去苏联,驾驶员则想返回中国。在现场发现的8支手枪中,有一支子弹已经上了膛。”

    根据专业人士的分析,林彪当时乘坐的256号专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后,出现了一系列令人费解的奇怪现象:飞机先是朝南偏西方向也就是广州方向飞去,绕了一个很大的弯才朝北飞行。平时用一两分钟就可以完成的转弯动作,却用了十几分钟才勉强完成。飞行的高度、速度也很不正常,比平时的高度要低,速度要慢。机上的通讯设备从开始就没有打开,空地之间没有任何信息沟通。曾经有过另一种说法:机上的通讯设备一直开着,尽管地面不断呼叫,飞机上却无人应答。但这种说法完全不可信。因为林立果懂飞行技术,他不敢让通讯设备开着,否则飞行员会通过地面的呼叫明白林彪的叛逃意图。

    事故专家对林彪的256号座机坠毁原因,作了这样一种全新的猜测:林彪一伙人先是谎称有人要害他们,命驾驶员立刻送他们去广州,骗得飞机强行起飞后,林立果又命令改向北飞。当飞机越过内蒙后,林立果仍强令向北飞,这时几名驾驶员才明白林彪一伙的叛逃意图。那支已上膛的手枪,就是林立果手持的枪。他们在这支枪的威逼下,极不情愿地操纵着飞机,心情是极为复杂,其动作因此就显得被动、迟缓和无奈。尽管他们是林彪专机的驾驶员,但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由于中国长期进行反苏宣传,在人们心目中,苏联是个反动透顶的“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中国老百姓的心里都有着仇苏心理。同时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现在他的接班人想背叛领袖逃往苏联,几名驾驶员心里必定是矛盾重重,他们不敢反抗林彪的命令,又不愿背叛自己的祖国和伟大领袖。他们对林彪北飞的命令先是怀疑、犹豫,直到确信林彪一伙真的要叛逃去苏联,才变为震惊和愤怒。飞行员们在林立果手枪的逼迫下,勉强向北飞了一段距离,最后终于奋起反抗,导致飞机坠毁。

 楼主| 发表于 2014-9-15 23:37:24 | 显示全部楼层
    他们的反抗方式,除了与林家父子搏斗,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与1981年8月国民党空军考核官黄植诚叛逃到大陆的情形相似。当时黄植诚与学员许秋麟驾驶一架F—5E双座教练机进行飞行考核,他对后座的许谎称自己要做一个高难度动作,令许放下遮挡视线的一个挡板。之后,他调转机头飞向大陆。许秋麟感觉到不对,打开挡板一看,飞机已飞到福建龙田上空,顿时惊恐万分。黄植诚这时向许秋麟说明了自己要叛逃的决定,让许自己作选择。许表示不肯去大陆,黄植诚便将他送回到台湾海峡,让他跳伞离机,自己则驾机飞向了大陆,在福州机场安全降落。

    专家认为,林彪专机上的驾驶员也可能与上述情形相同,他们在得知林家父子要叛逃苏联后,表示坚决不去。此时如果林家父子开枪打死飞行员,那他们自己也活不成。无奈之下,林家父子只得让飞机在蒙古迫降,大家在这里自由选择去向。结果谁也没想到迫降造成的是机毁人亡。

    笔者认为,这后一种反抗的方式可能性较大。因为强行反抗会造成飞机坠毁,大家都活不成,只有选择迫降才是最好的办法。

    就在林彪全家仓皇逃离北戴河别墅时,他们的轿车前排曾坐着警卫秘书李文普。当李在车中听说他们要去苏联,顿时醒悟,知道他们要叛逃,当即喊停车,并从车上跳下,结果被林立果开枪打伤。连李文普这样与林家朝夕相处的人都不知道林彪的政变阴谋,那些很少与林家人见面的飞行员更不可能成为林彪的同伙。

    另外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飞行员不是林彪的同伙:就在256号座机坠毁的同一天,林彪部下周宇驰拿着他的手令,从沙河机场骗走一架直升机。飞行员陈修文在空中发现了对方的叛逃意图后,暗中与其周旋,将飞机开了一大圈回到原处,周宇驰发觉后将陈修文枪杀。从这一事件中,人们不难想象,在林彪的专机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反叛抗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与林彪一同死去的四名飞行员不仅不应是“叛徒”,还应算作烈士。

    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人从通过分析飞机航行的非正常技术动作入手,为这些飞行员说话。由于现场勘察得出错误的结论,使得他们死后长期背着“叛逃”的黑锅,其家属也都受到牵连,被赶出了原住处,“光荣军属”的门牌被砸烂。潘景寅的妻子孙祥凝原先在北京市海淀医院放射科工作,被当成反革命家属关押了起来,受到长期审查,精神一度失常。

    林彪仓皇出逃时,九名机组人员只有四人上了飞机,其余五人因受到怀疑而被押解到北京接受隔离审查。审来审去,三年未审出个结果。最后,除一名年轻的女服务员外,其余四人的最后审查结论是“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1976年,他们的飞行资格被下令解除,一律转业地方并勒令离开北京。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出,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孙祥凝也在为丈夫的冤案四处奔走。然而,没有人敢还那四位牺牲的飞行员以清白。就在这时,戏剧性的事情出现了。

    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厄尔·费尔时,对方问起“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座机坠毁原因。邓小平回答说:“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的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正是这句话,为潘景寅等人的最终平反起了重要作用。经过孙祥凝的不懈努力,她和其他几名飞行员遗属收到了《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尽管这个“病故”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但毕竟承认他们是“革命军人”,这对孙祥凝等人来说已经是极大的满足了。她们每人都领到了500元抚恤金和7000元搬家补偿费。

 楼主| 发表于 2014-9-15 23:38:59 | 显示全部楼层
    8、邓小平为何不愿给林彪翻案

    邓小平在重新上台之后,态度鲜明地破除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他平反了建国以来的大批冤假错案,却不愿为林彪平反。从他自身的角度来看,他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不愿意否定毛泽东。

    邓小平一生都在跟着毛干革命,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许多中共领导人都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登上政治舞台的,若否定毛泽东最终会丢掉根本,连自己也会被否定掉。另一方面,否定了毛泽东,等于否定掉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毛泽东语)”,中国革命的历史就不好写了,他自己的革命历史也不好写了。邓小平这样做应该说是睿智和高明之举,既显示了他的博大胸怀,又可赢得世人的敬佩。既然他不愿否定毛,就不能给林彪平反,否则毛泽东成了坏人,林彪就成了好人,这是邓小平不愿看到的。除此之外,邓小平不愿为林彪平反还有个人感情上的原因。在他的女儿毛毛写的那本《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提到她父亲与十位老帅中的其他九位都交往甚密,唯独与林彪没有来往。由于上述缘故,邓小平只能让林彪来为毛泽东的文革之错当替罪羊。笔者也理解邓小平的这一做法。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的所有决策也并非全是正确的。笔者认为:尽管毛泽东前半生的功劳巨大,但他的后半生,特别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年,着实把国家和人民推进了空前绝后的灾难深渊。笔者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前半辈子该夸,后半辈子该杀!因此,林彪的倒毛行动应当视为一次正义之举,爱国之举,不能因为邓小平的一句话就让林彪永远背着“抢班夺权”的黑锅。今天的人们应该还林彪一个公道。

    1980年11月,在北京市正义路一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犯罪集团进行了审判,给他们定了四个罪:1、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2、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3、谋害毛主席,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4、策动上海武装政变。

    笔者认为,在这四条罪行当中,第二、第四条完全与林彪无关;第三条不但不是犯罪,而是一次有功于国家的正义行动。林彪只犯有第一条罪,就是诬陷、迫害了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笔者认为,对于那次审判中加在林彪身上的罪名应该改正过来,林彪亲信的那些罪名也应更正过来。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历来主张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但是在对待毛泽东犯错误这件事情上,却总是含含糊糊为他遮掩,为他找替罪羊。最初在刘少奇被打倒时,只要一提到文革中的那些错事、坏事,总是归罪到刘少奇的头上,说“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如何如何。后来刘少奇平反了,林彪成了罪人,又将一切错误和失误都归罪到林彪的头人,只要一提起文革中的那些错事坏事,又总是说“林彪、江青一伙”如何如何,把一切坏水都泼到林彪头上。笔者认为,这不像是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是谁的责任,就应由谁来承担,这才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做法。

    然而,在邓小平去世后的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又出现了新版的“两个凡是”,即“凡是邓小平说过话,都要继续照办;凡是邓小平定下的结论,都不能改变。”新版的“两个凡是”虽然没有形成文字,但这一观念却在人们的头脑中似乎已经根深蒂固。笔者认为,任何研究领域都不能人为地设置禁区和障碍,尤其是关系到一个人政治生命和终生荣誉的结论,更应该客观公正,尊重事实,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公众的认同。要公正对评价林彪的历史功过,就必须破除新版的“两个凡是”。

    9、林豆豆告密立功为何反遭迫害

    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小名豆豆)因及时向周恩来报告了他们的叛逃阴谋,一时被赞誉为“为党和人民立下大功的人”。然而,这位时任《空军报》副总编的年轻女军人,“功臣”的光环戴在头上没多久,噩运就降临到她的头上。

   “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晚,毛泽东以为林彪仅是想背叛自己去苏联,因此不同意将林彪的座机击落。后来在清查林彪亲信的罪行时,发现了他们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才知道林彪原来是想谋害自己,顿时被气昏了头。几个月后,毛泽东的头脑渐渐清醒过来,想起了一件可疑的事:林豆豆是林彪的亲生女儿,从小就娇生惯养(因为林彪喜欢吃油炸黄豆,所以给女儿取名“豆豆”),父女俩情深意厚。可如今豆豆对父亲的感情怎么还不如对领袖的忠诚之心?连林彪这个几十年与自己同甘共苦,又是自己亲手提拔起来的战友,尚且对自己恨之入骨,他的女儿与自己非亲非故,怎么会为自己而出卖父母呢?这其中必定有问题,她一定是林彪、叶群留下的“钉子”!生性多疑的毛泽东越想越觉得自己的分析有道理,就吩咐周恩来成立专案组,对林豆豆进行隔离审查。

    豆豆被专案组软禁在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里,让她老实交待问题。豆豆没想到自己一心忠于毛主席,却换来这么个结果。为抵制专案组的逼供,她大量“交代”林彪说毛泽东的一些“坏话”,心想反正父亲已死,可以随心所欲地说。她没想到胡编的这些话给她带来更大的不幸。毛泽东看到豆豆的这些“交代”材料后,更坚信了自己的怀疑:既然你早就耳闻了父亲说我的坏话,既然你对我有忠心,为何不早些来报告我,非要等到林彪叛逃后才来揭发?这充分说明你与父亲是同伙!

    豆豆的交待材料送上去之后,处境便开始恶化,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受到无休止的批斗。在处境越来越艰难的情况下,豆豆给毛泽东写信,申诉自己的冤情,想找毛主席面谈。毛泽东拖了8个月,把信批给周恩来处理。周恩来找豆豆谈了话,地点是在人民大会堂,时间是在1972年8月。参加谈话的还有汪东兴、纪登奎、李德生、张才千、田维新等人。周恩来有意把拖延8个月时间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说:“你要找毛主席谈,毛主席要我找你谈。我拖了8个月。不过,现在看来晚点儿也好。你也是有错误的嘛!空军给你搞了个‘五条’,说事事要向你请示,处处向你学习。”

    豆豆一听,急忙表白说:“他们搞那个‘五条’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一听说,连夜搞了个针对‘五条’的新五条,都是反对那个‘五条’的。”

    周总理问到会的人是否有此事,有人说有。总理说:“那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嘛!”最后,李德生代表政治局宣布:“请示了毛主席,经过批准同意林立衡回空军学院接受再教育。”同时宣读了豆豆的严重错误,并决定豆豆任副总编的《空军报》停刊两年。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豆豆被升级为“死党”待遇。在强大压力下,她彻底绝望了。2月1日,她借口拿材料吞下一瓶早已准备好的安眠药自杀,被送到空军总医院抢救。豆豆下定必死的决心,紧咬嘴唇。医生用扩张器强行将她的嘴撬开,喉咙也被戳破。医生问她服的什么药,她拒绝回答,医生只好抽出胃液化验。江青得知这一消息后,幸灾乐祸地说:“林彪的崽子想死,就让她死吧,死了少一个祸害!”周恩来得讯后,立即打电话下令急救,豆豆便被转到303医院高干病房。

    由于这次自杀行为,豆豆又增加了“叛党”的罪名,被长期关押在空军招待所。看守人员为了保密,将她房间的窗户全都用纸糊死。她自感缺钙,要求晒太阳。回答是:“你晒什么太阳,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着你。”晚上,看守人员开着灯打牌下棋,使她彻夜难眠。豆豆的房间对面是厕所,蚊子很多,看守人员不给她蚊帐,只是在房里洒敌敌畏。半个月后她全身起了荨麻疹,从关节部位长起,眼鼻口都肿得张不开,全身开始糜烂,后来发展到内脏,又增添了胃痛、腹泻、憋气,至今留下个过敏性结肠炎。

    毫无疑问,当年林彪的死与女儿的告密有着很大关系。正是由于豆豆打电话向中央办公厅报告父亲要叛逃,才引起周恩来追查256号专机的去向;正是由于周恩来的追查,才使得林彪误以为暗杀计划败露,仓惶出逃,结果摔死在异国他乡。

    在林彪摔死后不久,社会上曾经有一种说法,说“林豆豆是林彪一伙有意留下的钉子,或是暗藏的定时炸弹。林彪是有意让豆豆在他们上飞机之后让她报信给周恩来”。笔者认为,说这话的人实在是幼稚可笑。试想: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且无任何兵权,林彪有意留下她能干什么?她一个女人又能干成什么?

    那么,林豆豆为什么要向周恩来告密,难道她真的是热爱毛泽东胜过爱自己的父亲吗?不是的。她正是太爱自己的父亲,所以才有了给周恩来打电话的举动。当时,她看到父亲愁眉苦脸地坐在沙发上,母亲和弟弟正在苦口婆心地劝说着父亲作出一项艰难的选择。她不知他们在商量什么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母亲和弟弟让父亲选择的是他极不愿意选择的事。她根本不知道父亲和弟弟他们曾经想暗害毛泽东,这事他们一直对她保密。为了不让父亲遭遇不测,她在他们出逃后,经过再三考虑,才决定给周恩来打电话,想让他阻止他们的行动,却万没想到此举竟造成父母三人的仓惶出逃、机毁人亡的结果。林豆豆的告密,不仅害死了亲生父母,到头来也害苦了自己。这时的她,一定是后悔万分。

    两年的关押,30岁的豆豆头发掉了一半,牙齿掉了六颗,体重只剩下35公斤。还是看守中有人暗示她:“赶快给毛主席写信吧,这样下去很危险。”于是,豆豆连给毛泽东写了5封信。1974年7月,毛泽东得知她已是重病缠身,这才发了善心,批示解除对她的监护,送到河南开封的某军垦农场劳动。与她一同去农场的,还有她的新婚丈夫张清林。

    1975年10月,是豆豆一生的又一个转折。她被迫脱下军装,换上了便衣,从此脱离了使她一直感到比家庭还温暖的军队。政治局为她做的转业决定说:“恢复党籍、真名,安排一定的领导职务,要大胆工作。”空军领导在向她传达这一决定时,豆豆认为难以接受,要求留在部队。得到的答复是:“如不服从,从10月30日起停止发工资、粮食供应。”这个难得落泪的女子大哭了一场。

    关于林豆豆转业的地点,上面提出了三个地方:郑州、开封和孝感。当时国务院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圈了交通较为方便的郑州。豆豆夫妇俩被分到郑州汽车厂,豆豆由于不要孩子,被任命为分管计划生育的革委会副主任;张清林任厂医。

    1976年5月,豆豆的命运又一次随中国的政治风云而改变,她被认为是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刮到郑州来的,被免掉职务,到车间当了一名工人。她住的房间紧靠农药厂,药物刺激使她的过敏症复发,并发展为过敏性结肠炎和十二指肠滞泄症。她多次住院治疗。

    毛泽东去世后的第5个年头,豆豆偷偷到京上访,她找到总政和军委,最后才在赵紫阳的批示下,回到北京,安排在中国社科院工作,改名“路漫”。她的丈夫张清林则分配到北京市卫生局。

    上世纪九十年代,林豆豆搬回到当初父亲的原住处毛家湾居住,不过住房面积只有原先的一半,另一半被公家收回了,并且仍享受着《空军报》副总编的待遇。她享受这样的待遇有两个前提:不得发表为父亲翻案的言论;不得接受媒体记者采访。

    2002年的一天,父亲家乡黄冈市的领导来北京找到林豆豆,想借她的名气在北京开一家湖北酒楼。林豆豆先是婉言拒绝,说自己不懂经营。家乡领导说不需要她来经营,只要她挂名当个总经理,每天在酒楼里露面就行。林豆豆经不住人家的热情相邀,加上她自己也想为家乡人民发挥余热,便答应了人家的要求。于是她化名“车前”,在建国门外开了一家湖北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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