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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九月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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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31 23:37: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傅正明 于 2014-8-31 23:44 编辑

九月之殇


   奥登个人的声音与公众的声音

《联合報》2007年09月25日
傅正明 《地球文学结构》(联经出版社,2013年)



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公共广播电台朗诵了英国诗人W. H. 奥登(W.H. Auden)的《1939年9月1日》,即作者当年在纽约听到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的新闻广播后写的反战诗。接着,多家报刊相继转载,不少读者把它转贴网站,并且以e-mail在亲友之间传递。
这首名诗是这样开头的:

我坐在五十二街
一家下等酒吧里
犹疑不决充满恐惧
如同善意的愿望破灭于
卑下虚伪的十年:
愤怒和恐惧的电波
发送到全球
明亮而黑暗的土地上,
扰乱了我们的私生活;
难以言说的死亡气息
侵扰九月的夜晚。

这首诗之所以捕获了在恐怖袭击中受惊的读者的心,也许是因为“死亡气息/侵扰九月的夜晚”这样的诗句,不仅有二战爆发和911事件相隔几十年的月分的巧合,而且呼应了尼采预言过的“一切都可能卷土重来”的人类悲剧。“扰乱了我们的私生活”的,既是历史的声音,也是当代的声音,而诗人发出的声音,既是个人的声音,也是公众的声音。

奥登多重声音的奇妙结合,是从作者移民美国的私生活入笔的。身在纽约那家酒吧的诗的主人公,1907年生于英国约克郡,父亲是医生,母亲是英国国教的传教士护士。青年奥登醉心于马克斯主义和佛洛伊德精神分析,1930年代开始出版诗集,成为英诗开宗立派的“奥登一代”的领衔诗人和左翼作家领袖。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诗人前往战地支持共和派反法西斯斗争,发表长诗《1937年的西班牙》,作者的自画像是一位随时听从第二祖国召唤的战士诗人:为了建造一个“正义城邦”,抒情主人公“我”与西班牙签订了一纸“自杀契约”,甘愿接受西班牙为“我”选择的“浪漫之死”,因为“我就是西班牙”。次年,这个共和的「我」被颠覆之后,奥登与同性恋情人衣修伍德同赴抗日烽火中的中国,合着《战地行》。回英国后,正值英国反法西斯战争前夕,两人同去美国,招致英国爱国者的指摘。而此刻,已经厌烦“左翼诗人”、“桂冠”的奥登,历经疑惧的岁月之后,童年濡染的宗教信仰开始复萌,私生活也发生变故。衣修伍德与他告别后,奥登爱上年轻诗人切斯特‧卡尔曼,开始周游美国的“蜜月之旅”,其同性恋关系一直维持到1973年奥登逝世。

诗人听到二战爆发的消息时,他所在的纽约曼哈顿五十二街是当时世界爵士乐的领地,因此,诗的开头暗含着现代艺术的声音与二战枪炮的声音之间的抗衡。面对来自祖国的指摘,奥登没有自我辩护,相反,如俄裔美籍诗人布罗茨基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他也是时代的一员,他对时代的批评同时是一种自我批评。

作为他的时代的一根天线,奥登在发出呼救信号时,承认每个人都是当天战事的“同谋”。以这种攫住人类良心的同谋犯罪感来看,今天的恐怖袭击的同谋是谁呢?奥登的读者似乎从他的声音中找到了答案:

我拥有的仅仅是一种声音
借以撕开掩盖的谎言,
街头巷尾世俗的常人
头脑中浪漫的谎言
摩天大厦里
权威人士的谎言:
这个国度从未有过此事
没有人能孤立存在;
无论市民还是警察
饥饿使人无从选择;
我们必须相爱要不就死亡。

从历史着眼,恐怖主义是资产者疯狂的占有欲,法西斯疯狂的侵犯欲和无产者疯狂的复仇心的变态发展。我们从诗中再次出现的“盲目的摩天大厦”看到了这样一种矛盾景观:纽约世贸大厦双子塔既是美国文明的象征,又是配合恐怖袭击的同谋的象征。因此,奥登的诗歌同样引发了那些反省美国对外政策的人们的共鸣。

关于这首诗,尤其是围绕着“我们必须相爱要不就死亡”这句诗行,有不少涉及奥登个人和公众的故事。1940年,以《纪念W.B.叶慈》中“把诅咒化作葡萄园”这一诗行为起点,奥登的诗学开始更推崇个人的声音,精神的声音,诗风为之一变,但批评家毁誉参半。在此后的长诗《海与镜:莎士比亚的〈暴风雨〉评注》中,奥登借莎剧的“诗学”刷新他自己的诗学。早在1933年,他就有过“上帝之爱的幻象”(Vision of Apage),现在,他进一步回抱基督教艺术观,把诗歌中美丽而神奇的声音,即诗歌的魔力归于莎剧的精灵阿里尔,把真理和意义的声音归于米兰大公普罗斯彼罗,两者的对话形成一种诗的张力。在他看来,放纵诗的魔力就会导致自我欺骗,而诗的隐秘目的,就是“通过讲述真理来祛魅和解毒”。

在《1939年9月1日》这首过渡性诗中,我们已经看到:他对法西斯“祛魅”的声音,不仅有贬抑独裁者和帝国主义的政治观念,回眸启蒙运动和纳粹崛起之前“卑下虚伪的十年”的历史眼光,揭发邪恶、弘扬博爱伦理和宗教修辞,也有“巨大心象(imego)造就了/一个精神变态的神”这样的精神分析的透视,用以解读希特勒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心理基础。这首诗始于酒吧———它是聆听音乐的场所,也是猎艳交友的场所,即“世俗的常人”的性欲情爱寻找宣泄出路的地方。从这里起始,全诗最后结束于对爱神的祈祷。

在1950年代冷战期间,资产阶级的道德──在他的早期诗歌中若隐若现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如一轮新的太阳再次喷薄而出。他觉得诗人不能仅仅充当“历史的奴隶”,历史的真正主宰是上帝。当奥登正视人的注定死亡的命运,他把那一行诗改为“我们必须相爱而且死亡”,但他仍然感到不满意。从词源来看,英文中的“爱”(love) 涵盖了希腊文的四种不尽相同的“爱”(eros, philia, storge, agape),因此,在这一行诗中,情侣夫妻看见性爱情爱,朋友看见友爱,亲人看见父母的抚爱、子女的敬爱,基督徒看见上帝之爱……读者完全可以借他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在1964年美国总统竞选中,约翰生的支持者就曾在电视广告中借用这一行诗抨击共和党候选人高华德,因为他宣称必要时不惜使用核武器平息冲突。广告开始是一个小姑娘在草地上采撷雏菊,数着花瓣,数到十时,镜头突然定格并开始倒数计时,数到零时,从小姑娘瞳孔拉大的黑暗画面中幻化出核蘑菇云,约翰生的画外音响起:“……创造一个世界吧,让上帝的每个孩子安住其中,否则就走向黑暗。我们必须相爱要不就死亡。”看到以他的诗句结束的恐怖场景,奥登一气之下在自选诗集中删除了这首诗。由于共产主义乌托邦在他心中幻灭,他同时删除了献给西班牙的诗歌。但是,诗人心中的爱和美及其艺术表现是无法删除的。

尽管后期奥登希望从公众生活中撤退,但他仍然有欲罢不能的历史时刻,不得不充当公众的喉舌。1968年8月,当苏军坦克滚过捷克斯洛伐克自由抗争的土地,奥登与共产党人最后决裂,写了《关于词语的词语》,表达他对于声音的信念:魔怪可以为所欲为,但是,“魔怪不能操控言说”。

奥登一生发表了四百多首优秀诗作,包括多部独立成书的长诗。布罗茨基把他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纪念奥登冥诞一百周年和911死难者六周年之际,我们可以到奥登“诅咒的葡萄园”里采摘他甜美的抚慰心灵的艺术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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