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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奖得主王兵:中国商业电影看不到统一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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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15 19:43: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奖得主王兵:中国商业电影看不到统一价值



发布时间:2012-11-15 01:10:31



王兵在国外获奖不少,但在国内依然处于“没钱拍剧情片”的状况。 本报记者 郭杨 摄

王兵

1967年生于陕西省,1995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摄影系,1996年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进修。1999-2003年独立制作纪录片《铁西区》,曾获葡萄牙里斯本纪录片电影节大奖、法国马赛纪录片电影节大奖、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弗拉哈迪大奖、法国南特电影节纪录片单元大奖、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纪录片单元奖、墨西哥国际现代电影节纪录片单元大奖等。2010年推出首部剧情故事片《夹边沟》。2012年,纪录片《三姊妹》获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大奖。

本报记者 张润芝 发自北京

即便是有“本届威尼斯电影节唯一获奖华语导演”这样的名头,在国内依然没有多少人知道王兵的名字,他也不喜欢拿得奖说事。

纵然《铁西区》、《夹边沟》这样的作品在国际上声名斐然,但王兵没有一部作品在国内公映过,反馈都在海外,他也不在乎。“大众是谁啊?在哪儿?”他问道。只有说到电影本身的时候,他才愉快、放松起来,疲惫的眼角也闪出亮光。“能拍什么就拍什么,拍电影就是心里挺高兴的。”

拍纪录片“因为便宜”

见到王兵的时候,他身穿黑色的羽绒服,背着小挎包坐在咖啡厅里看巴别尔的《敖德萨故事》,在人群里一点也不起眼。今年9月,纪录片《三姊妹》拿下威尼斯电影节的地平线单元大奖,成为本届威尼斯电影节上华语电影的“独苗”。导演王兵一贯低调,得奖之后立刻消失在媒体的视野中。

王兵生于陕西农村。14岁时因家庭变故被招到西安城里顶替长辈的工作。在“国家单位”待了很多年,之后考上沈阳的鲁迅美术学院学习图片摄影,上完后又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了一年摄影。他不想回答如何选择电影行业这种问题,他说,学了这个,再去拍电影,自然而然。

在鲁迅美术学院的时候,王兵就到铁西区拍过照片,1999年他开始筹备拍摄关于铁西区的纪录片。为什么要拍纪录片?他说:“特别简单,因为便宜。”

张献民在那本《看不见的影像》里特别提了王兵拍摄《铁西区》的过程:“他到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租了一个松下的EZ1,前后几年绝大部分时候都是用那架机器拍的,300多小时的素材,租金早够把机器买下来的了。那架机器经历过的所有考验足够让它进入博物馆,看过《铁西区》里各个工厂的环境的人更能明白那架小机器经受的是什么物理、化学意义上的考验。”

这部超长的纪录片前后历时4年最终完成。300小时的超长素材被剪成了三部分:《工厂》、《艳粉街》、《铁路》,加起来超过9个小时—看起来有点吓人。王兵觉得这样的电影长度不算超常规:“说这个超常规的人是对电影不了解。”

《工厂》讲述铁西区的几个工厂最后阶段的正常工作和拆除,国企工人们最后漫长的无所事事和焦虑。《艳粉街》是工厂拆除之后厂区人们的生活,下岗工人们各种想发财的尝试、拆迁、家庭关系和年轻人的爱情。《铁路》则是火车经过铁西区,铁路边的一对父子的故事。三部分加起来几乎是国企改制、中国城市乃至现实的某种全景式展现。

一部作品似乎已经足够,至少,电影人都知道了王兵的《铁西区》。这部超长的纪录片至今只能靠影迷们自己找途径观看,但是看完的人都免不了心情复杂地在网上留下几句感慨。

2004年王兵开始筹备改编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像《铁西区》一样,他工作得极其有耐心。素材收集用了三年,之后是剧本创作,在戈壁滩上实拍投资一度中断、后期制作又用了一年半,最终完成剧情片《夹边沟》。他收集的夹边沟历史素材还变成了另一部纪录片《和凤鸣》。2011年,《夹边沟》以“惊喜影片”的身份,最后一刻入围本届威尼斯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那一年的另一部中国“惊喜影片”是最终捧得银狮的《人山人海》。这部《夹边沟》在没有获奖的情况下迅速被国内媒体主动或者被动地遗忘。

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几乎称得上是“纪实文学”,夹边沟是甘肃酒泉一个羁押右派分子的劳改农场,作者搜寻和采访了经历过“夹边沟”近百名当事人。王兵的电影版本叙事上非常收敛,夹边沟的历史本身已经足够残酷,据说在威尼斯放映时有观众因为受不了而提前退场。口碑是显而易见的,欧洲媒体和影评人给《夹边沟》贴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这样的标签。看上去让人觉得,似乎是国外媒体更重视这部电影。

在《夹边沟》之后,王兵又开始拍纪录片。他说,原因还是钱:“那时候有钱拍剧情片呗,后来没有了,特别简单,我说的都是实话。”

什么叫底层?

9月在威尼斯获奖的《三姊妹》,讲述年幼的“三姊妹”生活在云南的小村子里,三个女孩用自己的方式静静地承受着生活的重担,甚至有让人动容的沉着。2009年王兵去祭奠友人路过村庄,看见这三个孩子在路边趴着玩,就跟她们聊天,去她们家,家里一贫如洗,大姐英英还做了土豆给他吃。当时王兵只停留了一个多小时,很快就下山离开了。后来他接到一个拍纪录片的任务,那三个孩子立刻浮现到他脑子里。

影片实际拍摄时间其实只有一个来月,但是因为分了三次拍,所以持续了大概有四个月时间。从《铁西区》到《三姊妹》,观影者们总是好奇王兵如何跟这些被拍摄对象沟通,才能让他们自如地在镜头前生活,就像没有旁观者存在。而王兵却不考虑这些:“我从来没想过那么多,要拍什么就拍什么,没有要做很多准备,要跟别人这样那样谈。我的哪个作品都是这样,到了马上就拍。好多都是第一天素材就在影片做开头了,没有那种好像很累的、跟别人打交道的感觉。”

王兵对外界的问题总是有很多反问。例如“关注底层”这个标签,他反问:“什么叫底层?什么叫上层?大家都一样的,没有底层和上层。”人们觉得他这样的导演是“不考虑大众口味”的,他又反问:“大众是谁啊?在哪儿?大街上的老百姓关注谁啊?根本就谁也不关注,我哪知道他们关注什么?我不是不关心大众喜欢什么,压根电影就不是别人关心的东西。”

为什么不在艺术影院搞搞放映和影迷交流活动?他一脸茫然:“中国就没有艺术影院。你说的那些我都没去过。”

他甚至不觉得自己这样一部一部拍下来是进步的:“我从来没觉得我进步过。电影不是计件工种,不是工人天天在那里做一个东西,不是那种关系。世界上不是所有东西都要变的。好多东西都不变,不光是我。你看这树能变吗?人都是天天这么活着,大街上晃来晃去。”

电影,就是电影啊。他愿意谈论电影本身:“我没有别人那样的兴趣,能拍什么就拍什么,拍电影就是心里挺高兴的。

“我们电影曾经的传统”

人们不厌其烦地谈论中国电影的乱象、热钱和仍然糟糕的品味。王兵对现在市场上的中国电影没有兴趣,他愿意谈论上世纪50年代以前的中国电影,从那里面找到资源和传统。

“电影学院的老师肯定会特别讨厌我的看法。”王兵有点自嘲,但还是兴致勃勃地说自己的一家之言。他把中国50年代以前电影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电影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把它还是当皮影戏似的东西在做,那种电影是本土天桥世俗文化的一种,跟耍把式卖艺的差不多,一直到现在香港电影都有这种痕迹;第二类是上海电影,受好莱坞电影影响的电影,讲本土知识分子伦理;第三类则是在国际共产运动进入中国影响下的电影。

“说这些很多人可能觉得我胡说八道,但是这些没关系,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那个时代的电影有它的丰富性。看《神女》,真是拍得特别好,他把戏剧压在一个房间里,很小的一个场景里,但是很有张力,一般的导演做不到。王家卫《花样年华》,拷贝了吴永刚的《神女》。如果你把两个片子拿过来比较一下,看一看差不多,但是吴永刚那个更具有创造性,这就是电影的魅力。当然我也不是批评王家卫,这就是电影的传承关系,一个地域的历史和今天的电影的传承关系。”

那如果有吴永刚时代那样的电影环境,是不是就可以尝试做做商业电影?他却说,自己也许拍不动了。“我不知道,以后的事情谁也不知道。我不像你们的年龄。我都40多岁了,已经没有这样的时间和机会了。导演到40岁以后就觉得有时候力不从心。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哪天就不拍了,结束了。”



“商业是数字游戏,电影不是”

当电影变成了票房的数字

时代周报:你很推崇过去的中国电影,是不是我们对电影的传承断掉了?

王兵:我觉得也不是断掉了。就是我们欲望太高。比如商业,过去一两千万票房你会觉得很了不起。今天忽然什么样的烂片都能卖到一个亿,大家忽然都有标杆了。过两天说不定五个亿六个亿又是一个标杆。商业是这样,电影不是这样。一个东西不管你卖多少钱,钱的数字可以上升,像翻标尺一样,电影创作不是这么回事,你今天拍一部就能比昨天那个好两倍三倍,不是这样的东西。

商品作为经济,肯定是以商业价值,创造财富为标准。但是这种财富的标准,有时候也无法判断好与坏,价格和价值有时候画等号有时候不画等号。好一点的电影可能跟一个制作的集体和方式都有关系,它太复杂了。我也不是这里面的一分子,我也不知道别人的苦衷。我也没办法说它好,我也没办法说它坏,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根本不看这些影片。当然我也并不想去评判别人。我也没有那个必要站在那儿对着人家说三道四。

时代周报:还有一个批评是现在中国电影价值观比较混乱。

王兵:说混乱对别人不太尊重,说不确定可能好听点,看不到统一的价值。

比如说这个人拍了商业片,赚钱了。大家羡慕的目光是以钱的数字上升为取向的,除此之外就没有了。同样的东西再拍可能又没票房了。又带来一个问题,大家到底拍什么?前两天流行一个东西,大家跟风拍,没挣到钱,过几天又流行另一个东西,大家又问这样是不是商业片?说实在的这就是一个价值的问题。一个地域的电影,文化上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体系、看电影的人,同时有创作者的价值取向。

比如香港电影,曾经在商业上是很辉煌的。在市场上都有一定的票房,都能达到一定票房的稳定性,人们对香港电影的欣赏也有相应固定的价值模式。香港的电影文化要我看就是杂耍类的,但是它毕竟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电影的价值,所以能够那么稳定。香港电影都是有基础的,例如武打片,有张彻男性电影的阳刚之美,有整体的电影美学。

今天我们看我们的商业片,四分五裂,什么都有。不是说创作得不好,而是说缺少自己电影的价值,或者说缺少电影的共识和一定的方向。每个作者按自己的思路来,受商业和经济影响,很难有一个整体的价值观。

目前出现的这些问题,我是作为一个观众来看这些事情。我也是身不在其中,也不了解背后别人的苦衷。

中国独立电影还有集体意识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现在中国的独立电影?有人觉得独立电影也许是中国电影的希望。

王兵:我觉得希望也谈不上。总的来讲,现在就是个人电影越来越多。因为材料廉价了,制作也是电脑就可以完成。如果你有一定的时间和经济支持就能做,不管拍得好与坏。

我个人觉得,中国的个人电影,还有后社会主义的集体性。我们这个社会过去是集体主义,所以现在虽然大家是个体性拍电影,但是某种程度上没有那种自觉性。出发点是个体,可是脑子里的意识、受的教育、对社会价值的标准,还是趋向于集体。很多电影,虽然看着是个体性的东西,实际上,思想意识是集体性的;虽然拍摄行为是个人驱使,可是意识依然有很强的集体意识。这种东西还需要时间让大家慢慢改变。

时代周报:也有人觉得你拍的都是很艰苦的事情,比如《三姊妹》里那三个小女孩。

王兵:那是因为看电影的人生活太好了?那只能这么说。我觉得这些人还是挺善良的,他们自己觉得对别人还有同情之心。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在哪儿生活都一样,有苦有乐。城市生活不苦吗?每天一睁眼就是房租,这啊那啊的,比他们还苦还累。大家只是觉得说从表面上看,实际上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生活都很辛苦,不管在哪里。

不是这个时代有问题,是经济社会就是这样,一旦以经济作为人生活的价值观或者说社会的组成部分,它就是数字。钱是什么?钱无非就是数字。老是0怎么活?所以人都要拼命挣钱,没有终点。钱多的人永远在挣钱,没钱的人也永远在挣钱。

时代周报:那为什么不拍城市里的那些痛苦?

王兵:我觉得城市本身就让我挺厌烦的,我也没有想在这儿拍。哎,比较麻烦。拍片就是一种机遇,今天碰到哪儿就觉得拍个片挺好的。没有拍摄的想法就算了。

时代周报:电影是为了抒情还是为了叙事?有人会觉得看你的电影很慢,有时候进入需要耐心。

王兵:叙事和抒情是一码事。抒情是叙事的一类,节奏很快的时候也有抒情的成分,节奏很慢的时候也有。你说的那些实际上是一个故事的紧张和舒缓。这些东西跟一个电影的好坏都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有的电影节奏不外露,有的外露,不见得不外露的节奏就慢。
 楼主| 发表于 2012-11-15 19:48:28 | 显示全部楼层
三部华语影片入围“地平线单元”,王兵《三姊妹》获大奖:独立导演,中国电影的另一种可能

本报记者 张润芝 发自北京

在第69届威尼斯电影节上,“地平线单元”是华语电影表现最好的部分,除了台湾导演蔡明亮的短片《金刚经》之外,内地纪录片导演王兵的《三姊妹》和李睿的《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都入选。之前,王兵的《铁西区》、《和凤鸣》都曾经作为独立电影亮相过国际影展,《夹边沟》更曾作为“惊喜电影”入围第67届威尼斯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李睿此次的电影,改编自苏童的同名小说。身穿得体西装的苏童,和李睿一同去了威尼斯,给予电影诸多好评。但最终,捧得“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大奖的,还是王兵的纪录片《三姊妹》。

相对于“主竞赛单元”华语电影的表现不佳,“地平线单元”的独立电影们这次表现得相当抢眼—是因为在国内认真拍电影的只有独立电影导演,还是威尼斯更喜欢中国的独立电影?

王兵:“我不愿意抱团”

对国内观众来说,王兵的名字听上去有些陌生,但是在国际影坛,王兵的成绩可圈可点。1999年,王兵开始拍摄他的第一部电影:纪录片《铁西区》,历时四年最终完成,成片长达9个小时。

之后,《铁西区》一共斩获4个国际电影节奖项—2002年的里斯本国际纪录片影展大奖、2003年的马赛国际纪录片影展大奖、三大洲南特电影节纪录片单元金棕榈大奖、三方国际纪录片影展“罗伯特和法国弗莱厄蒂”奖。2007年王兵拍摄了另一部纪录片《和凤鸣》,受邀在2007年戛纳电影节、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以及2008年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展映。两年前,王兵的首部剧情片《夹边沟》以“惊喜影片”入围威尼斯“主竞赛单元”,国外媒体都给了高度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及“古拉格群岛”等词汇都被频繁用来解读电影。王兵在投资中断的情况下坚持拍摄、为电影作出的种种努力也为国外媒体所称道。

这一次获奖的《三姊妹》,又是一部纪录片。在云南山区农村里,父亲外出打工,三姊妹和母亲相依为命地生活。影片没有任何声色光影的修饰,几乎就是DV录像,甚至有报道称,长达150分钟的看片过程中,一直有人忍受不了阴暗的画面、沉闷的氛围,陆续离场。

出发去威尼斯之前,王兵就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得奖不重要:“现在我基本上都不太在意这种东西。”他被人们称为“独立电影导演”,但是却从来没有参加过国内的独立影展:“我本来就不愿意抱团,我不喜欢人多,我觉得自己喜欢,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就做自己的事儿,无所谓。”

李睿珺:不要赋予电影太多杂质

青年导演李睿的《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改编自苏童的同名小说,讲述了老人面对死亡的故事。苏童亲自担任了影片的监制,并和李睿一同去了威尼斯。他夸奖说:“李睿为了电影事业,可谓是不惜一切,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种能为艺术砸锅卖铁的青年导演,把作品交给他,我很放心。”

因为在书店写剧本,李睿意外发现了苏童的同名小说,看完之后就萌生了改编的念头:“我觉得这就是埋藏在我心里的故事,这就是未来我要讲的故事,只是它一直冻结在我的大脑里,结果在苏童老师的笔下把它解冻了,他替我说出了我想说但不知如何说出的东西。”“老人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和眷恋,孙子孙女让老人在纯净的生命之爱中体验到生命的超脱。”这是李睿觉得原著小说最打动自己的地方。将小说改编为电影对他来说水到渠成:“苏童老师的文字画面感非常非常强,当看到小说我就能马上想到拍摄场景以及相关的画面和人物的表情状态,所以它不存在改编没有空间的问题。”

李睿将小说拍成电影之后,今年5月,威尼斯的选片人艾琳娜来北京选片,当时李睿并不在北京,李睿的朋友把样片给她,过了一段时间后,李睿接到入围通知,他顺利闯进了“地平线单元”。

“能入围就已经很高兴了,这就是最大的肯定,我从来没有奢望过得奖,得了就算幸运,不得也没关系。我拍摄电影的目的和出发点不是因为冲着得奖才拍电影的,电影顺利完成了就是最大的胜利。”李睿这样淡定地形容入围之后的心情。

实际上,国内的大众媒体对于电影节的关注已经到了“成王败寇”的程度:倘若得奖,第二天就是头条;没得奖,当然无人问津。

李睿觉得这是一个“得奖、有名、名利”的价值链条:“大众和一些圈子里的人早已把拍电影这件事情搞成名利场了,反而忽视了电影真正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误导了大众。普通大众只愿意记住第一名,所以得奖就意味着有名,有名就意味着离利益更进一步,恰巧就是这些东西把一个原本单纯的东西搞得面目全非了。其实,我们不应该赋予电影本质以外的太多杂质。”

对于这次“地平线单元”的华语电影表现远远好过“主竞赛单元”,李睿的建议很简单:“那只能说华语影人要加把劲了,大家该平心静气地、干干净净地,拍几部像样的真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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