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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我的记者生涯:一,发掘朱镕基身世(全文完毕,欲看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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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11 14:47: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洪森按:看到新闻说《朱镕基答记者问》卖的红火,想起当年我在明报做记者的时候发掘朱镕基身世的往事,就边回忆边写下来。转贴务必说明来自真名网)

1997年11月期间,香港中通社发了个200来字的简短新闻,其中说副总理朱镕基日前到安徽考察,与安徽省长交谈时说他也是安徽人。晚上在《明报》职工饭堂吃饭的时候,副总编夏泰宁问我:“老吴,朱镕基不是长沙人吗?他怎么和回良玉说他也是安徽人呢?他这么说是否表示对安徽人民的关心 呢?”我回答说:“以我对朱镕基个性的了解,他这么说肯定是有所指。他大概是在暗示他是朱元璋的后代。”“真的?会有这种事情?”“你想想,安徽人最出名的就是朱元璋了。他如果不是朱元璋的后代,怎么敢说自己也是安徽人?”副老总对我的猜测半信半疑。98年春节期间我到上海休假。本来初七就要返回报社上班。初五这天,夏泰宁从香港打电话给我,说:“老吴,你不必返回报社了,三月初,开人大,朱镕基就要 正式出任总理了,你上次和我说他有可能是朱元璋的后代,你就去发掘一下吧。另外,他在上海工作多年,你利用在上海的人脉,多采访一些他在上海的故事。”“现在就开始吗?”“是的。时间很紧急了。”“我休假应该到初七。如果现在就开始,报社以后要还我两天假。”香港报社对员工都是很抠门的,只希望你天天加班加点作贡献,却从来不会提补休的事情。只有出外采访,错过了假期才能补假。我当然不能让报社白占我的便宜。“那没问题。假期以后补给你。赶紧开始工作吧。”“好的。那你叫报社给我订个房间吧。”“订哪家?波特曼还是香格里拉?”“就订徐家汇的建国宾馆吧。四星级的”。我选择建国宾馆倒不是为报社省钱,而是女儿以及熟人朋友来往方便。建国宾馆就在徐家汇地铁站。报社有自己的旅行社,他们出面订可以拿到很低的折扣。香港报社记者到内地采访,四星级五星级宾馆随便订。请客吃饭,打的费以及房间叫餐和洗衣费全部报销。因为记者在外采访,每天都忙得没空吃饭。只好回到宾 馆,利用写稿发稿的空隙,让酒店送餐到房间。花费要贵好几倍,可是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每次到内地采访,一个星期就要花费掉报社一两万,那时候,内地互联网很多地方还没有。文字可以通过传真机,图片只好把电脑连接到手机上,通过手机漫游来 发送,费用贵得不得了。放下电话后,我就开始盘算如何开展这艰难的采访。事涉国家领导人,无论是现职还是退休卸任的,决不敢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有关朱镕基的故事,道听途说的,上海倒流传不少,可是作为新闻报道,必须核实。谁会 给你核实呢?我决定从生活故事入手,远离政治,这样掌握第一手资料的人,才敢讲话。我想到了朋友翁思再。他任新民晚报采访部主任,之前又担任过新民晚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多年。在新闻界人脉广,自己也很善于挖新闻,写报道。我翻开电话本,给翁思再打电话。把《明报》刚交给我的采访任务告诉了他,请他帮忙。思再回答说:“我晓得了,我有数了,过两天我给你答复。”放下电话,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就出门,到建国宾馆入住了。

住进宾馆后,我先给一个做教师的朋友打个电话,请她帮忙,去上海图书馆花两三天时间,把十年来上海报纸上有关朱镕基的报道全部复印下来,另外顺便在图书馆 帮我查找一下朱氏家谱,我知道上海图书馆收藏了不少家谱,看看能不能找到朱元璋后人的家谱。我说为此,《明报》愿为此支付一千港币作为报酬。朋友一听很高兴,放寒假在家,正好闲着,一千港币可以换成一千一百人民币,一千一百等于一个月工资了,正 好可以补贴高中儿子的家教费用。做好这件事,我安定了下来。万一在上海找不到采访门路,这些报刊资料,也可提供线索,拼凑出一些朱镕基在上海的故事来。于是拿出电话本,把所有有可能提供线索的人名一一写下。然后一一打电话过去。做记者,成败的关键在人脉。尤其在香港做采访中国新闻的记者,没有人脉,这碗饭就根本吃不成。 有人曾经问我,做一个成功的记者,首要条件是什么?我说,不管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要是能通过电话搭桥,15分钟之内,你就搭到了事发地点,那么你就是成功的记者。当然这是互联网还没普及的时代。如今,美国报社招收记者,其中一项的考试内容,就是看记者通过互联网发掘和采访新闻的能力。打电话的结果,果然如我所预料的,真正和朱镕基有过接触的不敢讲,吞吞吐吐,能滔滔不绝讲一通的,都是道听途说来的。这通电话,唯一的收获,就是让我心里有数,名单上哪几个人,是有第一手资料的。第二天,翁思再给我打电话,说介绍上海两个京剧演员给我。这两个演员是一对夫妻,女的叫夏慧华,梅派花旦。男的叫尤继舜,上海胡琴一把手,拉得最好。朱镕 基喜欢京戏,很赏识这个两个人,经常邀请他们去家里演唱京戏。尤继舜还教朱镕基拉胡琴。翁思再把他们家的电话给了我,说已经和他们打过招呼了,他们愿意接受采访。我立即往夏慧华家里打电话,与他们约定了第二天上午,我去登门拜访。


夏慧华家在上海定远路一个由几幢高层组成的小区内。他们家所在的高层紧挨路边。这小区是80年代末期由市里拨款建造,分配给局级干部的。那时候上海还没兴起商品房的开发,连浦东开发也没开始。夏慧华因原先居住条件困难,朱镕基92年离开上海前,特批给国家一级演员夏慧华一套。

为了写这段回忆文字,我查看了日历,98年的春节年初一是1月28号。初五接到《明报》电话是2月2号,2月3号翁思再通知我和夏慧华夫妇约好了我的采访,那么我应该是98年2月4号上午10点到他们家的。

我按照他们电话里告知的地名,到达他们小区的时候,先用手机打电话到他们家禀报我到了。尤继舜先生怕我找不到,叫我在他们楼下路边的一家文具店门口等。

几分钟后,尤先生就到店门口来接我了。尤先生一看就是为人善良温厚的人。互相自我介绍后,他引领我进入他们小区,乘电梯上楼到他们家。这是一套三房两厅的房子,因为朝向的缘故,光线不太好。

在夏慧华家的这次采访,我最大的收获是他们提供了不少和朱镕基合影的照片以及朱镕基唱京剧拉胡琴的照片。

这些照片从来没有在任何媒体披露过,不是翁思再告诉我,我之前根本不知道朱镕基喜欢京剧。

我来前没想到会有如此收获,随身只带了一个简易的傻瓜相机,我翻拍了一些,担心效果太差,就向他们商借几张,承诺《明报》使用后一定归还他们。

尤继舜和夏慧华都很爽快的答应了。


时隔十一年,我回想起那天上午在他们家的采访,有一个细节在我的记忆中依然栩栩如生。

夏慧华说道,92年初朱镕基赴北京出任副总理,夏慧华夫妇到机场送行,临别之际,她落下了眼泪,朱镕基说:“小夏,你怎么象孩子一样呢?你这样,我都要掉眼泪了。”

夏慧华说,朱镕基嘴上这么说,其实他自己对离开上海也是很动感情的,只是他克制住自己。

夏慧华提供的这一细节,我没有写进我的采访报道里。


告别夏家,我在路边一边招呼出租车,一边就忙不迭的给翁思再打电话,报告他好消息,感谢他的牵线搭桥,让我旗开得胜。并且和他约了下午一起去看望元化先生,然后到建国宾馆一起吃晚饭。宾馆里的饭菜,那时普遍都差,但建国宾馆里的上海菜味道还不错,还有几个让人喜欢的菜。其中有道咸蛋黄烧南瓜,是我喜欢的。

回到宾馆,我先打开笔记本电脑,对上午的采访写了一些摘要。

我采访的时候,为了使交谈顺畅自然,当场都不作记录,本子上只记人名地点时间和数据,这些不能搞错。如果对方允许我录音,那还好办,有些人不喜欢录音,我就全凭记忆力了,
因此采访一结束,我就必须赶紧写下主要内容。

当然,一边采访一边记录,就不会把自己弄得这么紧张了。但是采访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人家说一句你记一句,这样的采访,怎么能自然顺畅呢?

写完摘要,到二楼餐厅吃午饭,因过于紧张兴奋,胃口受到影响,没点饥饿感,就叫了一碗菜泡饭,居然也要40元。

帮我在图书馆复印资料的朋友,下午送来了复印件。她告诉我到上海图书馆家谱室打听朱元璋后代家谱的事情,上图一研究员答复她,查家谱要具备这几项条件:1,五代以上的排行;2,最后一次修订家谱的年份;3,家族的堂号;4,高祖或曾高祖的祖籍。

这四项条件我都不具备,看来只有到安徽凤阳和湖南长沙跑一趟了。看看那里能挖掘到些什么。



和思再聊天时,他告知了朱镕基在上海主政期间,他受市里委托筹办国际京剧沙龙的故事。朱镕基有次在会议上说,上海文艺节目太不丰富了,外国友人到上海,都没什么文化活动可以让他们参加,他建议办一个国际京剧沙龙,这样一方面外国友人在上海有个文化活动的去处,另一方面也传播了中国文化。

市里为了贯彻朱镕基指示把这项活动委托给翁思再来筹办。他是行家,又在媒体,在京剧界人脉极广。

翁思再说国际经济沙龙办起来之后,开幕当天,朱镕基到场参加,还亮了一嗓子。夏慧华演唱的时候,朱镕基还拉胡琴为她伴奏。

翁思再说上海有京剧演出,朱镕基也有两次到场观看,事先不通知任何方面,自己买票坐在后排悄悄看,一点也不张扬。

翁思再讲述的故事中,有一个特别令我感兴趣。

思再说,89年10月,朱镕基到金山石油化工厂参加职工联欢活动,晚会上,朱镕基突然提出要登台唱一段给工友们助助兴,朱镕基登台前还特意问电视台的记者来了没有,言下之意可以实况转播。金山石化总厂领导看朱镕基要登台长京剧,赶紧要去找琴师,朱镕基说不要临时去找了,就问现场职工中有谁会拉胡琴的,现场果然有,他就被请上台替朱镕基伴奏。朱镕基那天演唱的是《甘露寺》里的唱段“劝千岁杀字休出口”。
这段实况在上海电视台播出后,大家都认为朱镕基选择唱这段是有所指的。
年底上海举办新年歌咏比赛活动,在电视上一群小孩集体演唱“劝万岁杀字休出口”。一时间,《甘露寺》的这段唱腔风传上海。

我也相信朱镕基选择这段是有用意的。这也是他在上海很得人心的原因之一。


我自己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

89年6月12号,华师大学生、上海高知联秘书长黄松找我,说吴邦国找他们谈,说是代表朱镕基来和他们谈的,只要他们不再设路障,保证不对他们秋后算账。黄松问我,吴邦国这话能不能信?

我说不信,你们又能怎样?手无寸铁,你们能做什么?我觉得朱镕基这个人说话会算数的。你们还是退回学校,谋求将来的作为吧。

黄松把我的意见转告了上海高知联领袖孙勇等人。第二天他们就不再设路障。

大学生白天设路障,工人纠察队晚上拆路障的十天对抗就这样结束了。

事后,朱镕基果然没有抓捕学生,只是抓捕了上海华师大中文系的两名教师宋琳和李劼,关押了他们九个月。我知道,这是朱镕基为了对北京有个交代,迫不得已。

我自己所在的上海社科院,是《世界经济导报》所在地,也是重灾区,市里派了工作组来,调查的时候,如临大敌,我自己也处于不准离开上海的被查人员。我主要活动和来往的人都在华师大,社科院不坐班,来了三年,本所之外的,我只认识黄万盛。我在社科院所犯的事情主要只有两件:一是6月5号,我拿了香港文汇报所刊登的六四屠杀照片版,到我所在的文学研究复印机上复印。管理复印机女人(据说她老公是安全局的),说现在上面有规定,复印资料要经过领导批字。我说我拿自己的复印券为什么要领导批。她说这是新规定。一副毫无通融余地的架势。
我没办法,拿着香港文汇报,到办公室找主任签字。主任一看,说这个我签不了字,你得找书记签。当时文学所的书记叫瞿浪,我就到书记办公室找他签字,他们满满一屋人在开会,坐在门口的把我手中材料转交给瞿浪,在他耳边悄悄说了我的要求。
瞿浪中断会议讲话,出门来,对我悄悄说:“小吴,你就自己看看算了吧。我劝你还是不要复印。”

我顿时火冒三丈,心想,你这家伙还做过胡耀邦的秘书,怎么这德性,于是忍不住大喊起来:“你别给我讲什么党性,你现在给我拿出人性来!”
我在走廊的这一声喊叫,把与会的人惊呆了,党委委员徐霖恩赶紧出来打圆场,说:“小吴别这样,有话好说,有话好说。”边说边拉走我,说:“这张单子我来签字吧。”于是他拿出笔来签了字。他是把我拉到文学所办公室里签的字,办公室陈主任见了,说我也签个字吧。他签完又拿去旁边的会议室,过了一会,他拿着单子进来说,瞿浪也签字了。然后劝解我:“小吴,你以后火气不要这么大。有话好好讲。”
我拿了文学所三个领导签字的复印单到复印机上复印了300份,把所里发给我全年的复印券都用完了。
然后交给华师大学生,在上海到处张贴。

进驻上海社科院的市委工作组,查我主要就是查这件事情。另一件是,我六四后主动出现所里每星期二的政治学习,在这之前我是从来不参加的。不参加无非是扣奖金,不提职不分房,不给就不给呗。
六四后我主动参加,每次一开会,我就大放厥词,抗议出动坦克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暴行。
把所里领导们吓坏了,劝我以后不要再参加政治学习。我说是你们通知,现在的政治学习必须人人参加。领导说,你的情况特殊,你的心情我们理解,现在这种形势下,你这样的发言使得我们很被动很为难。这样吧,你就作为特殊情况,不要再参加政治学习了。
于是我又回归了从前不参加政治学习的状态。

市里工作组想查清我复印香港文汇报在上海到处张贴的过程。我估计一定是那天的知情者向上面打了小报告了。

在谈话中,我始终咬定是我一人强行复印。我没提及一句拿单子找领导签名的过程。我把这过程全部省略了,我知道决不能涉及这过程,涉及这过程就是出卖人。再说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我强迫别人同意的。

两次谈话的结果都是同一个结果。工作组作了结论,向所里领导作了汇报。第二天,瞿浪在走道里遇见我,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吴,你这个人真是不错。”

后来,徐霖恩告诉我,我复印好的当天,他就把几个领导签字的复印单子销毁了。

六四后,朱镕基在上海电视上发表演讲,说多天来因为交通中断,市民没菜吃小孩没牛奶喝,工厂无法开工,他心急如焚,他呼吁大家齐心协力恢复正常秩序,历史真相留待后人去评说。
朱镕基这一演说风传到海内外,据说为此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还特地将演讲的录像复制一份快递到北京,由中央去审查。

这些陈年往事,使得我相信朱镕基是不赞同六四屠杀的,我认为,如果是他担任中国第一把手,六四早就平反了。

这样的判断,必然使我采写朱镕基的报道的时候,有鲜明的倾向性。在这方面落笔较多,果然报道出来后,海内外对我所写的这些内容反应很强烈。

据说,朱镕基为此在中央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为此他后来不得不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态,在六四风波问题上,他和党中央是高度一致的。

我对朱镕基的表态非常失望。

我对他的失望就是从他的这个表态开始的。


我的电话簿上安徽没一个朋友,想起安徽有个作家叫潘军,和我的朋友、《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很熟悉,程永新多次向我讲到过他。于是打电话给程永新,告诉他我打算去安徽凤阳去调查朱镕基是否朱元璋的后代。程永新把潘军电话给了我,说他先和潘军打个电话,不知道他人现在北京还是在合肥。过了一会,程永新电话来了,说潘军人在合肥,潘军说知道我的。于是,我打电话给潘军,告知他我到达合肥的时间。约好我到达酒店后就打电话给他,我们约好在酒店会合。
长沙方面,我联系了三个人一个叫李芬,一个叫彭建平,还有一个是李绍谦。离开上海前,我也一一给他们打了电话。

我是98年2月6号下午抵达合肥,从机场到合肥市区的一路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沿路都是口子窖酒的广告。似乎安徽除了口子窖酒,其他什么也没有。

报社帮我定的是合肥唯一的一家五星级酒店,酒店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入住后就打电话给潘军,约好在楼下餐厅见。这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了。
餐厅里只有潘军和我两个吃饭的。饭菜之恶劣价格之贵,很罕见。到了合肥才知道安徽有多落后。
潘军谈兴很浓,一直和我聊到半夜,干脆就不回家,就住在我这里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包了一辆出租车,说好凤阳来回700块。
去凤阳的路上,接到长沙李芬电话,说打听到朱镕基有个堂妹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已经退休了。我立即把朱镕基堂妹的电话告诉翁思再,拜托他去采访一下,关键是问他们家是否是朱元璋的后代。
将近中午时分,我们到了凤阳县城。凤阳县有个朱元璋研究协会。该协会秘书长夏玉润接待我们说朱元璋一共生了二十四个儿子,二十二个长大成人有后代。朱元璋的后裔,在明朝末年的时候就已经40万人了。查一个人是否朱元璋后裔,从源头是无法查的,应该倒过来往上追溯。他们宗亲会现存资料里,没人提供过朱镕基是朱元璋后代的资料。还说如果我这香港记者查到了一定告诉他们,让他们补充进去,也增添世界朱氏宗亲会的光彩。
从他这里还得知,由于明朝规定皇亲不能考科举,依靠朝廷奉养,到明朝末年,皇室已经养不起这么后裔,很多后裔穷得和叫花子差不多了。后来,满清三百年一直防范和压迫朱元璋后裔,不少人为了躲避迫害改姓换名了。
从朱元璋研究协会出来,去凤阳县博物馆,馆长回家吃午饭去了,要下午三点才回来上班。
我们顺便在博物馆参观了一下,觉得朱元璋的画像和朱镕基确实有相像之处,最显著的特征是两者都有高高的颧骨。
下午馆长孙祥宽来上班后,从他这里获得一个意外的信息。
他说去年六月,朱镕基到安徽阜阳考察结束,突然提出去凤阳看看。省里赶紧通知凤阳方面派人接待。馆长当时也是在凤阳县路边等候朱镕基到来的人员之一。县里把他叫上,是怕万一朱镕基问到凤阳历史文物风土人情方面的,要有一个人能答得上来。孙祥宽在当地被称为土地公公,对凤阳的历史掌故风土人情非常熟悉。谁知朱镕基的车队到达后,谢绝了孙祥宽的陪同,只是在安徽省和凤阳县领导陪同下,默默祭祀了皇陵。
凤阳皇陵埋葬的不是朱元璋,朱元璋的墓在南京。凤阳皇陵埋的是朱元璋的父母。
于是我们邀请馆长上我们的车一起到皇陵去看看。
凤阳县城面积很小,车一会就开到了城外,我们按照馆长的指点,在朱镕基下车开始步行的地方开始向皇陵走去。步行三里地就到了皇陵。
所谓皇陵就是一个隆起的像一道大坝的土堆。据馆长说,朱镕基一个人进入皇陵,停留了将近一刻钟才出来,出来后还和沿途看见的老百姓说话,了解情况。
他走后老百姓说,这么多车子等他,一定是个大官。
馆长提供的信息,令我大喜。


回到合肥,天已经黑了很久了。
潘军说不要到酒店餐厅吃饭了,贵死了又不好吃。带我去吃吃当地的土菜。
我说好,越土越好。
他带我到一个用塑料彩条布在路边搭蓬的小饭店,里面只有两张小方桌,一个煤球炉子,厨师当场洗切烧,其中有道菜至今难忘,叫臭干炒大蒜叶。安徽有种表面焦黄色,内心灰黑色的豆腐干,当地人叫臭干子,但是没点臭味,炒大蒜的味道特别好吃。

丝丝春雨飘进蓬来,打在脸上,略有寒意。喝着当地白酒,嗓子热辣,肚子是暖暖的。


第二天(98年2月8日)上午我离开安徽飞往长沙。下午抵达长沙后入住在长沙市中心的芙蓉宾馆,这是当时的长沙唯一的五星级宾馆。芙蓉宾馆名为五星级,桌椅柜子以及卫生设备比上海三星级还差。我很奇怪,这样的宾馆怎么会定为五星级的。朋友说这家宾馆是军方的。难怪了。
芙蓉宾馆唯一可取之处,是提供的拖鞋厚实柔软。标房里两张床,拖鞋也自然是两双。我就把多余的那双放进自己的拉杆箱里,第二天,服务员不管你用过没有,照样还是配两双。于是我就把每天不用的那双收集起来,住了5天,等离开长沙的时候,行李箱里就有了5双芙蓉宾馆的拖鞋。我猜想,芙蓉宾馆是知道自己达不到五星级标准的,于是就用一双好拖鞋贿赂住客。
        李芬夫妇来宾馆硬要请我吃晚饭。饭桌上他们的儿子也在。他和朱镕基娘家的后代余双双是好朋友。我们约定第二天去余双双家拜访。李芬还告诉我,她已经打听到了,朱镕基的家乡在长沙县安沙镇棠坡村。
第二天李芬陪我到余双双家,他交给我一份复印资料。这份资料讲的是他曾祖父即朱镕基外公余嘉康的故事。
余嘉康在清朝曾经做过南昌县令,有刚正不阿的个性,在处理当地洋教案时候,驱逐了激起民愤的法国传教士。法国向朝廷施压,朝廷就罢免了余嘉康的职务,他离开南昌的时候,市民以万民伞相赠,上万人欢送他到码头。余双双还告诉我,朱镕基外婆家姓任,是任弼时家的。
余双双还说起,他有个朋友和朱镕基的堂兄家里人认识,这个堂兄在湘潭大学化学系做教授。我眼睛一亮,拜托他无论如何帮我打听到朱镕基堂兄的电话和地址。

从余双双家出来,我就去了长沙市一中,朱镕基高中就是在这所学校读的。该校是湖南著名重点中学,我找到他们校长室,副校长接待了我,我向他说明了来意: “朱镕基即将出任总理,香港明报想采访朱镕基的生平故事,得知朱镕基是在长沙一中读的高中,希望能得到你们的配合和帮助。”
副校长叫来了教务长,问他能提供什么帮助给我。教务长说,几年前朱镕基这届同学曾经聚会过,他们油印了一份同学通讯录,教务室有,可以给我一本,其他就没什么帮助可以提供了。我问是否还保存朱镕基当年读书时候的成绩单,他说这么多年了,学校没有保存。

                从长沙一中出来,我就去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李绍谦家,她在公园打拳锻炼身体的时候,偶尔听湖南画院的雕塑家钱海源说起,朱镕基初中时的物理老师还活着,就住在湖南展览馆附近的高层里。几年前,因为动迁遭遇不公平,他就写信给朱镕基,请朱镕基帮助解决,朱镕基将老师的信批转给湖南省长,省里就解决了任老先生的住房。任老先生的小儿子和钱海源是好朋友。

李绍谦带我去结识钱海源,参观了他的雕塑工作室。然后带我去任老师家。李绍谦就先回去了。
任老师已经九十二岁了,身体依然很健康。他是抗战时代担任过朱镕基班上的物理老师。
那时候为了躲避战乱,广陵中学迁移到了娄底,才十来岁的孩子,背着自己的行李和干粮,在山路上行走了十几天,才到达娄底。
在娄底求学期间,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都非常艰苦。一年四季靠酸菜过日子,晚上看书,只有一个煤油汽灯。到了规定时间就熄灯。
任老师说,朱镕基学习很认真很刻苦,性格也比较开朗,还经常和同学一起搞文艺活动,平时话不多。
任老师说,广陵中学学生的学籍资料都保留下来了,这所学校后来合并到湖南师范大学附中了,据他所知,朱镕基那届的成绩单都还在。

回到芙蓉宾馆,细看朱镕基高中同学通讯录。上面工作地址在长沙的只有5个人,当年高中同学,如今都70岁了。这5个在长沙工作的,有的有家庭地址,有的只有单位地址。都没电话号码。我一一打电话到单位去问,单位说早退休了,问现在在哪里,说不清楚,就挂断了。有位名叫颜家龙在市教育局工作,我打电话去,他们叫我打电话到人事处去问。人事处问我是哪里的,找颜家龙干嘛,我说我是上海来出差的,想随便看望一个亲戚,多年没联系了,不知道他家在哪里。人事处把他的电话给了我,我打电话去,表明是香港明报记者,想采访朱镕基的故事,能否接受我的采访。
颜家龙很爽快的答应了,说欢迎明天中午到他家,他请我吃午饭。


晚上在酒店里和翁思再通电话,他已经去采访过朱镕基的堂妹了。问到他们家是否朱元璋的后代,她说小时候曾经听大人说起,说他们家原来有本家谱,上面记载他们家是朱元璋的后代。她说这本家谱被1948年去台湾的堂兄朱镕坚带到台湾去了。究竟怎么回事也不清楚了。

98年2月10号清早,我就包了一辆出租车前往长沙县安沙镇。车沿着国道,一路畅通。那时候中国很少人有私家车,高速公路的建设也很少。50公里路程不到一小时就到了。到了镇上,向路人打听棠坡村所在,经路人指点,从前方300米一条小路右拐做开三四里就到了。

进入村口,就是高低不平弯弯曲曲的小路了。我和出租车司机下车步行。

村口耸立着一户新起的住宅,三层楼,马赛克贴面,二楼以上东南角居然建成了圆形象碉堡似的,既刺眼又土气。

司机用本地话向村里人打听朱镕基家的老屋和祖坟,指着我说,我是香港来的记者,来这里采访朱镕基的家乡。被打听的中年人很热心的说我给你们带路吧。

走了大约一里多路,路边一户旧房子门口,一个穿着黑棉衣的老太太倚着门在晒太阳,看见我们这行人路过,就问带路的,“这是哪里的啰?”带路的告诉她是香港来的记者,来看朱镕基老屋的。

这老太一听,来了精神,嗓门突然大了起了,对我说:“你是香港来的记者不?”
我说是。她说:“我是朱镕基的堂姐,我叫朱佩兰,今年八十岁了。麻烦你带话给朱镕基,我晓得他去年到了岳阳。岳阳离这里才多少路唦?他也不晓得回来看望我一下,太不象话了,我是他的堂姐姐哩。”
我一听她是朱镕基的堂姐姐,来劲了,想和她好好聊聊,她谈兴很大,我才开口问,她就滔滔不绝开讲起来。听了一阵发觉不对劲。这老太有点东扯西拉的。有些事听上去象是真的,有些明显不对,连年代都是混乱的,解放前解放后都搞不清。

带路的扯了一下我的衣袖,和老太说我们还有事要去老屋和祖坟看看,就把我们带走了。带路的说,这老太神智有点不清。

离朱佩兰家不远,几百米的路边,有个圆圆的坟头,是三合土砌的。带路的说,这就是朱镕基家的祖坟。

我拍了几张照片。

经过祖坟前行100米,山路的左手边出现一口大池塘。离池塘20米远,就是一座木结构的老屋,屋前是块平整的场地,场地上有口水井。老屋背后是座山。
这房子坐北向南,面水背山,布局很好。

领路的说,这就是朱镕基家的老屋。说朱家的人早点都出外了,现在住在里面的不是朱家的人,是土改分给他们的。

他还说,朱家的原先房子比这多得多,没人住,大跃进的时候连祠堂都拆了去连钢铁当柴火烧了。

穿过老屋,从屋后面的一条小路,爬上左边的山脊,就是朱家的坟地。
带路的引领我们在杂草和灌木丛中找到了朱镕基母亲的坟墓,看不到一点坟墓的样子,只是有个隆起一点的土堆,坟上连个字碑都没有。这个土堆的旁边的一座坟倒是新修的,坟前平躺着摆放的墓碑上的字迹也是新刻的。

领路的说,这是朱镕基在美国的堂兄,前几年回来给母亲扫描新修的坟。我看看墓碑上的字是儿朱镕坚。

领路的说,朱家坟墓原来是在对面的山上,大跃进要砍树炼钢,就把坟迁移到这里了。
朱家没人,就胡乱掩埋了一下。朱镕基的母亲和朱镕坚的母亲是姐妹俩,就把他们掩埋在一起了。他所知道的大概位子就是这里。


看完老屋和朱家祖坟,我们回到村口和领路的分手时,我指着那碉堡式的房子,问这是谁家的?盖这么气派的房子?领路的说这家人的儿子在湖北做官,是市委常委,有钱。

离开安沙镇,我们就返回长沙市,到朱镕基高中同学颜家龙家去了。

到了颜家龙家,接过他名片之后才知道他是湖南省书法协会主席,客厅里到处挂着他的书法。书桌上堆着宣纸。
抗战胜利后,45年底散布在山区的学生返回长沙,朱镕基考取了长沙一中,直到47年毕业。颜家龙印象里的朱镕基在班上话不多,读书用功刻苦,喜欢京戏,会拉胡琴,遇到周末和放假,在寝室里和几个同学一起拉琴唱戏,有个同学五音不全,却喜欢唱,朱镕基拉琴拉到一半就忍不住大笑,你唱的什么调啊,荒腔走板的。
在颜家龙这里最大的收获,是他给了我一份朱镕基毕业时写给同班另一个同学的临别赠言复印件。
这临别赠言是写在该同学的笔记本上的,上次同学聚会的时候,该同学特地从外乡赶来参加,带来了这个本子,把朱镕基的临别赠言复印给大家。
不料,这个同学回去的时候,包被人偷走了,这个本子也丢失了。如今只有这复印件了。幸亏当时复印了。
聊完后,颜先生邀我到他楼下一个小饭店吃午饭。
他点的菜中有个菜叫啤酒鸭。他说这家店的啤酒鸭做得很好。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用啤酒可以煨鸭子。一个生铁锅托着木盘端上来,散发着烤人的热。啤酒鸭里放了很多辣椒和葱姜。鸭子是先油炸后再用啤酒煨得很烂,果然爽口好吃。
此后,无论在上海北京还是香港深圳广州,再也没吃到过如此美味的啤酒鸭。

和颜先生告别后,就去湖南师大附中。到了他们校长室说明来意,校长叫来校史室负责的,他问我,我的接待单位是哪家?我说我是来长沙采访的,采访很多地方。没有固定的接待单位。他说,你要让接待单位开介绍信来,我们才能给你看朱镕基初中的成绩单。
校史室负责人,一看就是做事循规蹈矩没有通融余地的人。我只好告辞,去搞介绍信。
我先去了湖南文艺出版社,找认识的副社长,请他帮忙。
他一听,摇摇头说,要是你是国内记者我还敢帮这个忙,你是为香港《明报》采访的,这个政治责任我负不起。

我又去找《长沙日报》有点关系的人,给我的答复和湖南文艺几乎一模一样。

长沙,我的关系中有可能给我开介绍信的就是这两家了。现在他们不肯开,怎么办呢?

只好先回到住的地方芙蓉宾馆。

进入房间,看见电话机上红灯在闪,表示有人留言给我。我打电话到总台问。总台说有人留了纸条给我,现在派人送上来行不。我说行。

纸条装在宾馆的信封里,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吴先生,朱镕基堂兄朱镕垓的电话打听到了,是广州的,020——XXXXXXXX
我一看大喜。决定晚饭后给朱镕垓先生打电话。

“请问您是朱镕垓先生吗?”
“是。您哪位?”
“朱先生您好!不好意思打搅您了。我是香港《明报》记者,我姓吴,叫吴洪森。口天吴,洪水的洪,森是三个木字,森林的森。”
“朱先生,您堂弟朱镕基马上就要出任总理了。《明报》派我到长沙来采访他的生平,我打听到了您的电话,想打搅您一下,我只想求证一个问题:据说你们家是朱元璋的后代,我想知道有没有这回事。”

“你们香港记者真厉害,我从湘潭大学退休已经十多年了,在广州也已经呆了十年了,连我家乡很多人都不知道我的电话。听你口音好像是大陆过去的。”

“是的。朱先生,我原来是上海社科院工作的。”

“关于我们是朱元璋后代的事情,从小我们听长辈讲过。我们家有本家谱,被另外一个堂兄名叫朱镕坚的,48年带到台湾去了。后来他又从台湾到了美国,住在休斯顿。92年他回国探亲见到了朱镕基,给了朱镕基一份家谱复印件。所以我们家是朱元璋的后代是可以肯定的了。”
“请问您能告诉我朱镕坚的联系电话吗?
“电话没有。大陆打电话到美国很贵,我们平时只是写信。我可以把他休斯顿的地址告诉你。”

朱镕垓先生报出朱镕坚的地址后问我“您是从哪里听说我们是朱元璋后代的?”

我就把去年十一月香港中通社消息说朱镕基考察安徽,和回良玉交谈的时候说自己也是安徽人,于是我就推测朱镕基是在暗示他是朱元璋的后代的过程向朱镕垓报告了一通。

“做记者的真是敏感。看来你历史学得很好。”

“哪里哪里。安徽朱元璋是太有名了,谁不知道?朱先生,今天上午我还到您的家乡棠坡村去了,看了你们的祖坟,还拍了照片。”

“是吗?谁带你去的?”

我把上午去棠坡村的经过向朱镕垓介绍了一下。

“他们指给你看的是假的。”

“啊!”

“我家祖坟去年被坏人炸了。”

“啊?真的?”

“朱镕基搞宏观调控得罪了地产商,有的人破产了,怀恨在心,去年6月的夜里就悄悄去棠坡村把我家祖坟炸了。长沙市委书记知道后很紧张,还专门下去查看和调查了。当地人怕事件报道出去对不起朱镕基,就隐瞒了真相。”

“哦!”

“他们不但炸了祖坟,还在北京掐死了朱镕基的亲家,就是朱镕基女儿的婆婆。到现在北京公安局还没破案。朱镕基对此案曾经作过批示,说不要因为他是副总理就兴师动众,就按照常人的案件来调查处理。”

“朱先生,你提供给我的都是爆炸性新闻。请问能发表吗?”

“我讲得都是事实,我看发表没什么问题。不过你发表之前最好先给我看看。”

“朱先生我向您保证:发表前一定先让您过目。另外,您谈话过程中,只要你交代过不可公布和发表的,我决不会泄露一个字。”

“好的。”

“朱先生,您提供的消息对我的帮助太大了。我在长沙呆了几天了,还没遇到一个敢讲朱镕基家事的人。”

“湖南那地方的人还是胆小怕事比较保守。我在广州呆了十年了,这里的气氛比较宽松开放,我已经习惯了广州的氛围了。”

“朱先生,很感谢您和我谈了这么多。辛苦您了。我很想知道您和朱镕基小时候的故事,听你们初中的物理老师任老师说您和朱镕基是在一个班上念书的。如果您愿意讲给我听,我明晚这个时候再给您打电话好吗?”

“没问题。你明天再打过来吧。我也很愿意和你谈谈。”

“晚安!朱先生!”

“吴先生再见!”


放下电话,我觉得运气太好了,就这么轻易的获得了会引起全球关注的爆炸新闻。我立即给报社打电话,把朱镕基在美国的堂兄朱镕坚的地址告诉报社,请报社立即派人到休斯顿去,争取把朱镕基家谱的复印件弄来。
《明报》在纽约有分社,香港总部接到我电话后,立即给纽约分社打电话,请他们派记者去休斯顿采访朱镕坚。
第二天上午,彭建平来,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正在为接待单位的介绍信一筹莫展。当时我不知道国内早已造假成风,地摊上连国务院办公室的公章都敢伪造,只要你敢要肯付钱。要是我知道私刻公章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我就去找地摊了。
彭建平是普通工人,不掌握公章,但走投无路之际,我也就把自己的困难告诉她了。
她听了之后说,她认识里弄里的一个陈老伯,七十来岁了,是里弄里退休工人管理委员会主任,她知道他手里有这个图章,不知道管不管用。
我说就麻烦你叫陈老伯给我开个介绍信吧。师大附中只是说要接待单位的介绍信,并没有说哪个级别的,开了之后我拿去试试看。
彭建平说开到下午就给我送来,然后匆匆走了。
她走后,我试图联系朱镕基在长沙的侄子朱镇民,我已经打听到他在长沙湖南丝绸公司工作,据说效益很不好,已经下岗了。
电话联系上后,他说很抱歉,朱镕基交代过的。不能接受任何记者采访。再说,朱镕基早就离开长沙,我们接触很少,也确实不了解他的情况。我们和你一样,都是从报纸上电视上知道他的消息的。

下午,彭建平拿来了从陈老伯手里开的介绍信。这大概是全中国行政级别最低的介绍信了。
里弄本来已经是最基层了,里弄之下居然还有一个退休工人管理委员会,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管他呢,拿去再说。
彭建平把介绍信交给我就去上班了。内地中小城市午休时间长达两三个小时,上班的人回家做午饭,吃完午饭还可以睡个午觉再去上班。
在香港、上海习惯于快节奏生活的人,来到在内地中小城市,会觉得这种慢节奏的生活很浪费时间,尤其遇到心急火燎的急事需要赶紧办理的时候,对方在家午睡,只能徒叹奈何。

我赶到湖南师大附中,幸好校史室的负责人在。于是赶紧递交给他接待单位的介绍信。
他一看是里弄里退休工人管理委员会的介绍信,就问我和这个里弄有什么关系?怎么他们是接待单位。
我答曰:朱镕基的堂兄住在这个里弄里。我就是来采访他的。
校史室同志听我讲得言之成理,也就不再多问,将我带到校史资料室,请我坐在沙发上,还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他就进入资料库里寻找我所要的学籍档案。

不一会他就拿出了一本线装书一样的宣纸账册,学生成绩单造成表格用毛笔誊写在这账册上。书写方式是从右至左的直写,顶上是学生名字,下列是,语文,算术,英语,物理,化学,体育等。
他翻到花名册中间处,把朱镕基的名字指给我看,朱镕基初中各项成绩都在85分以上,只有体育是78分。

我问能否让我拍个照?
他迟疑了一下就答应了。
我拿出傻瓜机,一口气拍了多张,有的用闪光灯,有的没用。

拍完照,我连声谢谢。怕呆久了,节外生枝,就赶紧告辞走了。

果然,我刚进宾馆房间的门,就听到电话铃声响个不停。拿起话筒,是湖南师大附中校长打来的。校长说,刚才得知我把学生成绩单拍了照片,这涉及到他人的隐私权,一旦见报,可能会给学校带来很大麻烦,请我务必把胶卷交还或者他们学校派人来取。要我保证不会刊登到报纸上去。

我回答说,朱镕基初中学习成绩很好,都在85分以上。校长说,不是有一门只有70多分嘛。

我说那是体育,78分,我相信这样的成绩单公布出来不会影响朱镕基的声誉。至于在朱镕基姓名两边的其他同学的成绩单,我们刊登的时候会作技术处理,绝对不会把其他同学的成绩公布出来。

校长在电话里和我纠缠了很长时间,就是要我答应不能刊登照片。我后来只好斩钉截铁的告诉他,要我交出胶卷是不可能的,不发表也是不可能的。这是我记者的职责。

校长看无法让我答应,只好要我保证不能泄露其他同学的名字和成绩。这点我很痛快答应他了。

放下电话后,我松了一口气,总算把胶卷保住了。幸亏他只是打电话来和我商量,如果他报警,请求警察协助,那我可能人还没到宾馆,警察就守候着我了。

看来校长也不想把事情闹大。这校长是个好人。


我打电话给朱镕基在长沙的侄儿进一步了解祖坟被炸的事情,还告诉他村会计指给我看祖坟的事情。他说他也听说了这件事情。被炸的可能是另一支祖坟,他们直系祖坟可能还在。


晚上继续和朱镕垓先生通电话。

他开始细说他们小时候的故事。

他说朱镕基还在娘肚子里,他父亲就因为肺病去世了。朱镕基父亲也是遗腹子。朱镕基的爷爷早年在外面做个小官,因为生病就提前退休回到老家,没多久就去世了。
这件事情我之前有所听说。我告诉朱先生民间有一个说法:两代背父必成贵人。
他说是吧。这好像没什么道理吧,完全是迷信。
朱镕垓先生说,朱镕基9岁时,他母亲也生病去世,他是由三伯父朱学方抚养长大的。
他们在棠坡村所住的地方叫八斗冲,是朱氏祖坟所在地,以前家境好的时候,八斗冲的房子是专门给守墓人住的。后来家道衰落了,请不起人守墓,八斗冲的房子就自己住了。

村里的初级小学就是朱家开办的,由朱家出钱请先生来上课,村里贫穷读不起书的,就免费到这里来读书。

村里读了三年初小后,伯父朱学方出钱把朱镕基送到长沙市里读崇德高小,读完了高小,升入了长沙名校广益中学初中部。解放后,广益改名为湖南师大附中。

朱镕基和朱镕垓入读广益中学时,朱家共有四名子弟在广益求学。另外两人是:朱君谋,朱干民。四人中,朱君谋年龄最大,比朱镕基大三岁,朱干民最小,比朱镕基小三岁,朱镕垓比朱镕基大几个月。

抗战期间的广益中学,因战乱搬迁到离长沙五百里之遥的常宁县柏坊镇。朱镕基念的是初中三十九班,教室在尹家祠堂里,一扇窗也没有。

朱镕垓说,当时的环境条件很艰苦,一年到头几乎什么娱乐活动也没有,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一年看一次地方戏。课余时,几个人坐在一起闲谈就是最经常的娱乐方式。朱镕基最大特点就是从来不谈无聊话题,他比同龄人成熟。

除了读书之外,朱镕基很用心看报,极为关注当时的战局。有时候他们还互相交流作文。朱镕垓说正是从下打下的基础,使朱镕基的写作能力和演讲能力都极为出色。
朱镕垓至今还记得朱镕基有一次给他看作文开头几句:“有一只巨灵之掌,把我带到人间,呱呱落地,到如今初尝人间苦甜。”少年时不凡的使命感,跃然而出。

当时学校的伙食很差。用大蒸笼蒸出来的糙米饭硬的难以下咽。朱镕垓说这那是吃饭,是吃铁沙子,把这饭装进枪筒,可以把鸟儿打死。有时候他们就到镇上去买碗面吃,解解馋。
但朱镕基不是这样,他从不乱花钱,能省的就尽量省。

在艰苦的环境中,朱氏兄弟都互相鼓励,发奋读书。当时晚间自习时间一过,汽灯就熄了。朱氏兄弟就转移到食堂,点上一盏小油灯,几个人围着这微弱的灯光看书。

朱镕基初中毕业考试,十一门课,七门考满分。操行也都是甲等。

初中毕业后,朱镕基考取了长沙一中。长沙一中抗战时搬迁到娄底市桥头河和七星街。该地离长沙四百里,离朱镕基的母校广益中学五百里,沿路都是山区,加上战时交通不便,朱镕基和考取长沙一中的同学只能步行去娄底的长沙一中报到,走了一个多星期才走到。

两年半后,长沙一中迁回了长沙,半年后朱镕基就毕业了。47年夏天,他前往上海投宿在亲戚家,报考清华大学和同济大学。这两所大学都给他发了录取通知书,他选择了到清华上大学,从此以后和北京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8年2月14日下午我退房离开了长沙。长沙当天没有直飞香港的飞机,只好转道深圳,到深圳罗湖海关出关前,我用内地的手机再次打电话给朱镕垓先生,向他表示感谢,并请求他能否提供照片给《明报》,他答应了。
我到了香港已经是晚上8点了,我打电话给夏泰宁,请他明天派个记者到广州去朱镕垓家里去拿照片。
夏泰宁问我:今晚来不来报社。他的口气很希望我当晚再赶到报社去。
我说今天已经这么晚了,我就不来了。我累死了。
他听我这么说就算了。

第二天下午我到报社上班,一到报社,夏泰宁就告诉我,老总每天都在问你采访进展,赶紧到总编室去开会,老总想立即知道你有没有搞到料。

我这才知道,派到北京去的两名记者空手而归。报社觉得没什么希望了,这两天从中国版专门抽调了记者和编辑收集历年来香港报刊上所出现过的朱镕基所有报道,从中选择材料来编辑。

我到总编室坐定后,开始介绍了我采访的收获。

我说我这次采访,搞到了朱镕基唱京戏拉胡琴的照片,搞到了他的初中成绩单和高中临别赠言,他的堂兄给我们讲了他们小时候的故事,基本证实了朱镕基是朱元璋的后代,还有因为宏观调控朱镕基的祖坟人报复炸毁,他女儿的婆婆被人掐死。

老总张健波还没等我说完,就叫我暂停,他叫来公关部负责人,叫他们立即和香港电视台联系,明报要刊登关朱镕基报道的广告。

这件事情安排好之后,他才请我继续讲。

我把这半个月来的经历大致做了个汇报。

大家听了之后,满脸兴奋,说《明报》这下好彩。

香港《明报》创办人是金庸。《明报》创办于中国文革时期,金庸有感于大陆闭关锁国,中港两地互不沟通,香港人缺少了解大陆的可靠渠道,于是金庸所创办的《明报》,主打中国新闻,加上金庸本人每天执笔写有关中国局势和国际局势的分析文章,《明报》成了香港知识分子爱读的报纸。

金庸退休将《明报》卖掉之后,《明报》擅长报道中国新闻的特色还是保留了下来。

1997年香港东方报业集团又新创一份报纸叫《太阳报》,该报的特色就是做中国新闻,要和《明报》争夺读者群。
《太阳报》在筹办之际,就以高薪一下挖走了《明报》中国版的7名记者,几乎把明报有实力的中国记者一锅端了。


听说《明》报需要记者,我不想再做编辑了,就打电话给明报主管中国新闻的副总编夏泰宁说来做记者,他简直不敢相信,说那有点委屈你了,你来做采访部主任吧。我说我不要当官,我就是不喜欢老坐在办公室才要求当记者的。你给我把工资定的高点就行了。

夏泰宁来《明报》之前曾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任主笔。有时也为香港《联合报》写点评论文章,那时我正在《香港联合报》任神州论坛主笔兼中国新闻编辑。该报社论一天谈台港或国际问题,一天谈中国问题。任神州论坛主笔,隔一天就要撰写一篇有关中国问题的评论。那时候年轻身体好,哪怕让我天天写社论,从看材料到完稿最多两个小时。写完后还兼做一整版的编辑。夏泰宁从新加坡来香港,报社请他吃饭,我们就认识了。

香港《联合报》是台湾联合报业集团办的。95年底台湾联合报老板王惕吾95年底过世,子女分家产的时候没人愿意接受亏损的香港《联合报》,于是只好关门。


说起我怎么来到香港《联合报》的,这里面还有个故事。94年我到香港工作是《大公报》聘请的。《大公报》工资很低,我担任头版新闻编辑,工资只有一万。编辑部副主任对大陆来的有歧视心理,我处理稿件的速度很快,他却总是把我的稿件压在下面迟迟不签发。先签发他所培养的第二版的新闻编辑。害得我总是深夜才能下班。他大概对我一来就是头版编辑不服气。

时间一久不免心头起火,妈的。老子居然要受这种小人鸟气。于是萌生去意。在香港人生地不熟,唯有依靠手中的笔产生一点影响力,为跳槽做铺垫。于是每天睡醒后就去报摊买报刊杂志,寻找写评论的材料,写好后就传真给有可能发表我文章的报刊。记得最初我主要给香港《经济日报》写,杂志主要给《信报》月刊写。我觉得这家政经周刊比较有水平。

《信报》月刊总编叫戴天,我投给他的稿子,他每篇都发。有人问我是否认识戴天,我说不认识,从来没见过。他很惊讶,那他怎么老发你的稿子,是否有人给你介绍,我说没啊。我自己投稿的。打听之下,才知道戴天原来是香港文化文学界的著名人士呢。

那年8月,我一连三个下午,起床就撰写《揭开周恩来之谜》,文章在《信报月刊》第九期刊出后,引起很大反响。

写政治评论不仅为跳槽做准备,也想多赚点稿费。听说香港《联合报》的稿费很高,一千字500港币,我就很留意这份报纸的评论文章,也想去赚点他们的稿费。他们的评论专栏每天一篇,一个星期七天,其中有5天都是固定的作者,都是在台港有名气的。

这年夏天,著名老记者,原香港《百姓》杂志社长陆铿来港。打电话请我吃饭,说孙中山的孙子也在香港,一起吃饭。陆铿到哪里都喜欢和名人埋堆。他解放前是国民党《中央日报》采访部主任,解放后作为战犯被关押多年,直到大赦战犯,他才得以出监狱到了香港。因国民党不接受这批战犯去台湾,他太太和儿子已经在美国了,他也就到美国定居了。
出狱后他已经是70出头的老人了,做记者的热情依然如故。先出任香港,美国的中文报纸《中报》总编,后来又和香港报人胡菊人一起创办了《百姓》杂志。

旧金山发生江南谋杀案后,他去采访江南的遗孀崔蓉芝,居然和崔蓉芝恋上了。崔蓉芝那时才四十出头,美丽漂亮,风韵动人。这场恋爱在台港和美国华人社区成了轰动新闻。

91年我到洛杉矶的时候,陆铿居住在西来寺星云法师提供的宿舍里。我离开大陆去美国之前常为陆铿在香港所办的《百姓》杂志用化名写文章。所以没见面之前,他就知道我的。我在洛杉矶居住的三年期间,曾多次去拜见他,谈论中国政治。有一次崔蓉芝来洛杉矶,他还特意叫我去,把我介绍给了崔蓉芝。

陆铿那时不时往返于洛杉矶,旧金山和香港。去香港主要是为了《百姓》杂志。

94年《百姓》卖给了香港一个叫徐展堂的商人,徐展堂是香港很有名的收藏家。传说他出资300万美元收购了《百姓》,徐展堂收购《百姓》半年后就因为亏损,永远停刊了《百姓》。


《百姓》停刊后,我听到传闻,说徐展堂收购《百姓》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办杂志,而是共产党方面和他打了招呼,说香港《百姓》太反动了,问徐展堂有没有什么办法。徐展堂心领神会,就出资3百万买下这个杂志,然后关闭。我去赴宴,一方面因为想离开《大公报》看看陆铿能否把我引见给谁,另一方也想问问徐展堂代中共收购《百姓》是否真有这么回事。

这种事情不好当很多人面问,我先去了他下榻的宾馆拜望他。他说,从徐展堂买下杂志半年就关了来看,这传闻很可能是真实的。徐展堂从来没涉足过媒体,他来买杂志本来就有点奇怪。看价格还可以我也年纪大了做不动了,《百姓》一直亏损,交给有钱人来办也好。没想到才半年他就关了。

我说,听说他花了300万美元购买《百姓》。陆铿说具体多少钱,因为合约上规定要保密就不能讲了。
反正胡菊人的养老费是50万美元。

陆铿是云南人,性格豪爽,喜欢小辈叫他大哥,在他面前说话可以很随便。八十年代他到北京采访胡耀邦,经好友从中牵线,胡耀邦接受了他的采访,胡耀邦和和他交谈的时候,曾经叮嘱过某些内容不能发表,但陆铿没守承诺,还是全部公开了,这也是导致胡耀邦下台的罪名之一。北京帮助他牵线的老友也因此受牵连。这件事情,我对陆铿是有看法的。我觉得他所说的事关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个人承诺不重要的理由不能成立。

陆铿从共产党监狱里放出来,哪里来的钱办《百姓》呢?

美国有个台湾去的华侨叫傅朝枢,先在香港后来又在美国办了一份中文报纸叫《中报》,他看中陆铿的资历以及在香港新闻界的人脉和声望,请陆铿出任总编辑,胡菊人出任副总编辑,原先合约上说好傅朝枢不过问不干涉编辑方针,编辑事务由陆铿全权负责。后来他开始干涉编辑方针,和陆铿,胡菊人发生冲突,傅朝枢解雇了他们,他们根据合约打官司,最后达成私下和解,傅朝枢赔偿了他们25万美元。
他和胡菊人就用这25万美元办了《百姓》。

傅朝枢为什么改变初衷,干涉起《中报》的编辑方针了呢?

原来傅朝枢经人牵线,和北京接上了关系,他到北京受到了邓小平多次接见。杨尚昆一次就批给他2千万美元支持他的《中报》。傅朝枢发了这笔财,当然要让报纸左转,不能再继续反共了。

因此傅朝枢赔偿陆铿和胡杰人的钱,实际上来自共产党。

64后《中报》公然为北京辩护,海外华人到报社门口示威并烧《中报》表示抗议。傅朝枢就停办了《中报》。

后来听说傅朝枢是故意激怒读者,这样就找到了理由停办报纸。因中报左转销量大减,亏损严重,早点停办,杨尚昆所给的那笔巨款,落到自己口袋里就更多些。

停刊几年后,傅朝枢又到北京,想再要一笔款恢复《中报》。北京这次没理睬他,上过一次台巴子的当,不想上第二次了。

如此说起来,反共一生的陆铿,他办《百姓》的经费和最后卖掉《百姓》所得的钱,实际上都来自共产党。

我写下这段逸闻趣事,将来研究历史的人,看到我这段文字一定目瞪口呆。


话说94年夏天那天中午陆铿设午宴请香港媒体朋友,买单的是《星岛日报》何女士。我第一次知道还有这种做法,出面请客的和买单的可以不是同一个人。这种做法在香港和台湾比较常见,尤其香港,有钱人多,但大家都很忙,愿意出钱请客的人多,愿意赴宴的反而不易找,因此有钱没名,想热闹一下的东主,往往就请某个有声望的出面邀请赴宴者。

想想也是,生活节奏那么紧张,谁愿意花费时间只是为了去吃顿饭。除非有交情或者利益关系,才舍得花费几个小时去赴宴。

故陆铿大哥每次来港宴请,都是另有他人买单。陆大哥没钱。陆大哥卖掉了《百姓》才有点钱。此后他来香港就比较少了。

那天宴席上坐在我旁边的是《香港联合报》评论版的编辑兼记者林翠芬。我接过名片一看,这不是我正想发稿的报纸嘛。于是对林小姐说,我要给你们写评论文章。

“我们报纸登的都是名家写的评论,一般不接受来稿的。”

“你们请的名家没一个写得有我好。”

据事后林小姐告诉我,她当时听了我这话,心里想:“这人有点癫的。”

饭后回家我就伏桌写了一个评论。记得题目是《唐树备与民进党》

当时正发生海基会副会长唐树备访台,他抵达桃园机场发表谈话说他在台湾有很多老友,话音没落,就遭到民进党扔鸡蛋表示抗议。

我撰写的评论大意是,唐树备说他在台湾有很多老友,此言不虚。大陆和台湾断绝交通半个世纪,唐树备年纪也不大,怎么会在台湾有很多老友呢?原来唐树备八十年代曾先后做过旧金山和洛杉矶总领事。那时代,也正是台湾非法地下党民进党把旧金山和洛杉矶作为重要活动据点的时代。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和洛杉矶领事馆,看中民进党坚决反国民党,不但积极和他们联系,还给予的经费支持。唐树备所说的有许多台湾老友,主要就是做领事期间建立起来的台湾人脉。

中共没想到民进党在台湾合法化后,最大的诉求就是台独,从前的盟友如今成了死对头。台湾民进党新人,以及台湾民众一定不会想到民进党草创之初和中共还过一阵勾搭成奸的关系。
不明就里的民进党徒向唐树备扔鸡蛋的时候,一定没想到所扔的对象当年是吾党老友和贵人呢。

文章写完后传真给林翠芬。传完后打电话告诉她,她说谢谢,等会就来看。

过了两小时还不见回音,我再打电话去问,林小姐不耐烦了,说上班很忙,现在没时间看,要等手里事情处理完才能看,再次向我重申:“我们一般不接受投稿的。”

我火了:“林小姐,你要是没时间看,请立即把稿子交给你们老板看。我告诉你,你要是错过了这样的稿子,你很可能被炒鱿鱼。”

我这口气把林翠芬惊呆了。她说好的好的,我马上就去看。

过了半小时,她打电话来说老板胡社长看了我的文章后,吩咐她赶紧把原来已经排上去的评论撤下来,把我这篇放上去。

林小姐连声向我表示感谢,感谢我投给他们好稿子。

从此以后我就经常为《香港联合报》撰写评论文章。有些被台湾联合报总部选用,同时刊登在台湾《联合报》和美国《世界日报》上。

几个月后,有一天林翠芬打电话来,说胡社长叫她来问我,是否有兴趣到《香港联合报》工作。

“薪水多少?”
“我去问问老板。”
过一会她有打电话来:‘胡社长叫你自己开。”
“三万。”

当时香港报业行情,即使《东方日报》这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一般编辑记者做了二十年也只有两万左右。

我开口三万,等着对方和我讨价还价。

林翠芬去问了老板后,又回电话给我:“老板同意了。你看什么时候能过来上班?”

《香港联合报》社长胡立台是台湾联合报业总部派来的,真是个痛快人。

于是我向《大公报》递交辞呈。总编曾德成问我为什么要走?我想既然去意已定,就没必要说自己遭受他部下歧视很生气,就说自己没出息,人家付高薪请我。

我去《香港联合报》上班后,出任“神州论坛”主笔兼中国新闻版编辑。报社另外再支付我神州论坛50%的稿费,每月实际收入三万五。在95年的香港报界算是中高层的薪水了。

前文为交代如何去了香港《明报》任记者,枝枝蔓蔓,东扯西拉,放言三千,再不言归正传,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话说总编会议一结束,报社就催我赶紧把采访到的内容写出来。但是,我所采访到的内容,到朱镕基1947年夏考进了清华大学电机系为止,此后的生平故事就成了空白。当然,粗线条的履历以前在媒体都报道过,他大学毕业后进入国家计委,57年被打成右派。细节如何,详细过程如何不得而知,我心有不甘。想把他47 年到了北京之后的经历也发掘一点出来,构成比较完整的生平。
于是不忙着写稿,而是不断往北京方面打电话找线索,还真给我找到了一个。通过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牵线搭桥,找到了一名离休老干部名叫郭道晖,此人不仅是朱镕基大学同学,而且还是朱镕基入党介绍人。

我打电话给他,表示想了解朱镕基在清华大学的故事,他毫无顾忌很痛快的聊了起来。

他说他中学时和朱镕基是同学,都是长沙一中的,他是学兄,但在校时他们并不认识。47年他们一同考进了清华电机系,朱镕基以平均分八十分以上获得了奖学金。

大家都是来自湖南,加上郭道晖父亲又是朱镕基的化学老师,他们进入大学后很快就成为好朋友。

1948年秋,朱镕基加入校内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一年后,1949年秋在郭道晖介绍下加入共产党。

郭道晖说,朱镕基成绩优异,加上为人正直,入学不久就成为班里的班长,1951年一月当上了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这番经历锻炼了朱镕基领袖素质。朱镕基自己后来也对他说,他的口才和组织能力,就是那时候培养出来的。

读书期间,有些学生因为战争和政局混乱经济收入中断,郭道晖就和朱镕基等十来个同学就互相帮助,共渡时艰。他们还办了一份地下刊物《晓露》,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宣扬革命道理。
“我们当时戏称我们这种生活是共产主义的生活。”

郭道晖说朱镕基虽然处事严肃认真,但平日仍不脱活泼个性,爱唱京剧。令他印象难忘的是朱镕基在其拿手折子戏《贺后骂殿》中的表演,非常有娱乐性。

郭道晖说他和朱镕基夫妇都很熟。朱镕基太太劳安和朱镕基结婚后不忘学习,后来以调干生的身份也入读了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一直从事有关专业,工作能力很强。他说他们夫妻感情很好,在朱镕基打成右派后的几十年里,劳安不离不弃,真正是一对患难夫妻。

1957年,郭道晖和朱镕基都被打成了右派,此后他们中断了来往二十多年,直到1979年后才开始恢复来往。

我电话采访郭道晖完后,先把这段写了下来。派到广州去向朱镕垓借用照片的记者当晚返回报社,拿来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朱镕基和伯父朱学方的合影,还有一张是朱镕垓和朱学方的合影。
《明报》纽约分社派到休斯顿采访朱镕坚的记者,按照我提供的地址,家中无人,邻居说出门旅游去了。记者在附近找了家宾馆住下,守候了5天,才守到朱镕坚夫妇归家。朱镕坚那年已经93岁,他的太太也89了。记者敲门说明来意,他戴着助听器,以听是来采访朱镕基的,赶紧说两家没来往,朱镕基怎么起家的他也不清楚。他太太说:“我们年纪大了,怕麻烦,不是怕什么,就是怕记者来得多,我们招架不住,希望明白。”朱镕坚连是否有家谱是否朱元璋后代也隐晦起来,说“人老糊涂了,家谱的事情不太清楚了。我们是朱元璋的后人,传是那么传,姓朱的都是他后人呢。”至于自己父辈家,他说在家乡过的是普通人家的生活,没有当官的,实际干什么不太清楚了。

朱镕坚比朱镕基大二十三岁,朱镕基还没出生前,他就到上海交通大学求学去了。他学的是土木工程,1946年,国民党光复台湾,就把他派到台湾去搞水利工程,后来两岸隔绝,他和大陆的老家连通信也没有,问到他91年归国省亲是否见过朱镕基,他支吾不答,不愿多说,最后说了一句:“不是听说他快当总理了吗?”

记者后来去找也在休斯顿,英文名字叫Humber的朱镕坚儿子打听。他儿子说父亲确实有家谱,还写过文章自述是朱元璋十七代后人。

在反右期间,朱镕基一门三人都被打成了右派。连抚养他成人的伯父朱学方也被打成了右派。
朱镕垓说,朱学方原来在湖南省农科所工作,被打成右派后下方到长沙郊区农村劳动。文革结束后,右派平反,朱学方是农艺家,学有专长,湖南省农科所想他回去工作,遭到他的拒绝。他说既然你们当初把我打成右派,我也没必要和你们一起共事。朱学方的长子朱干民由于曾经做过盟军翻译,有“历史污点”,打成右派后命运更惨,在平反前的二十多年中,每月只有8块钱的生活费,还要打扫厕所。


相比之下,朱镕基打成右派后的命运还算好的。
朱镕基大学毕业后,因其是共产党员和学生会主席,被分配到了国家计委工作。据说他的聪明才干获得了计委主任李富春的赏识。很快就被提升为处级干部,他被打成右派后,李富春很不高兴,说他怎么也成了右派了。由于李富春的保护,62年他就从下放的地方被重新分配到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担任教员,后来又到计委综合局任工程师。

据朱镕基一位姓余的远亲说,朱镕基当教员期间,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徐向前家里任英语家庭教师。当时,徐向前在大学念书的儿子英语成绩不好,听人说有个叫朱镕基的英语很好,就请他来家里给儿子补习英语。

开始时,徐向前没和朱镕基说什么话,没多久,徐向前的儿子英语成绩大有进步,徐向前觉得这补习教师有两下子,就主动和他交谈起来。交谈后,徐向前发觉朱镕基对别的事情也很有头脑,很有见解。


文革期间的1970年5月7号,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农村去劳动。据和朱镕基一起下放在五七干校劳动一位人士说,朱镕基在干校很不合群,每天去干活或者收工回家,他不是走在大伙前面就是落在后面。显得不愿与人接触。当时都是几十个人住在一个大房间里,毫无个人隐私。每个人的一举一动,对他人都会有影响,也会受到他人注意。在政治高压下,人人都格外小心。

朱镕基在宿舍里通过半导体收音机收听国家广播电台的英语讲座来复习英语。他一边听一遍旁若无人的大声朗读。
大家了解他的个性,也就不介意。

1975年文革还没结束,朱镕基就调回北京工作。到石油化学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任办公室副主任。

他离开五七干校的时候,由于平时不和人往来,也就没几个人为他送行。

关于朱镕基和太太劳安的姻缘,据朱镕基中学同桌同学任俨说,他们初中时的同学周继溪是朱镕基和劳安的媒人。
任俨说,初中毕业后,他继续留在广益中学读书,朱镕基和周继溪去洞口镇国立八中读书(抗战期间,数校合并,改名为国立几中几中),在那里,周继溪和劳安的哥哥劳特夫成为好友。

劳特夫家境富裕,长沙著名的药店“九芝堂”就是劳氏家族的产业。劳特夫和和周继溪都很佩服朱镕基,劳特夫就和周继溪商量把自己妹妹劳安介绍给朱镕基。周继溪也大为赞同,热心安排此事。

这一介绍促成了后来朱镕基和劳安的婚姻。

劳安精通英语,俄语和法语。为人低调朴素善良。

关于朱镕基和邓小平的来往。知情者向我披露说,朱镕基当国家经委副主任时,邓小平要赵紫阳找一个人,每月向他汇报经济情况,赵紫阳就把这件事情委托给朱镕基。朱镕基的生动介绍给邓小平留下深刻印象,认为朱镕基头脑清楚,对经济了如指掌。正是邓小平的赏识,为朱镕基今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
89年九月初,江泽民来上海邀请朱镕基去北京担任副总理,朱镕基当时未答应。他的理由是才来上海一年多,对上海人民的承诺大多没有兑现,去中央人心不服,自己心里也不安。江泽民只好不勉强了。江在北京孤掌难鸣,这次到上海是专程为了邀请朱镕基北上而来,江走后,上海市委和市府就传言朱镕基要上调进京,朱镕基闻讯后专门在上海展览馆召开了全市局级干部会议,澄清传言,向大家保证不会离开上海,把上海的事情办好。

随着上海浦东开发和朱镕基两次出访,海外刮起朱镕基旋风,朱镕基以他在上海温和处理六四事件的政治形象和个人魅力,为中国冲破了外交困境,加上在上海的政绩和人心,朱镕基到北京掌管全面经济工作可谓已经水到渠成。

“皇甫平”系列支持改革开放的文章,朱镕基是主导人,这使他已经成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代言人。

与两年前江泽民邀请他进京相比,他的政绩,人心和声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据传,到九一年底是邓小平下令朱镕基到国务院掌管全面经济。

就在朱镕基走马上任前一天,在杭州疗养的陈云打电话来说他明天到上海,让朱镕基乘他的专机一起去北京。

陈云以此姿态向外界表明他对朱镕基的全力支持。

党内两大领袖级别的元老都鼎力支持朱镕基升迁,是很罕见的。

1998年2月16,17,18连续三天,每天上班就在电脑上打字写我所采访到的内容,上班路上一个多小时就是在构思怎么写,所以一坐到电脑前就不停打字,每天写七八千字,写了三天总算写完,报社要发排,我说不行,我答应朱镕垓发表之前要先给他看看。
于是把朱镕垓所谈的内容全部传真给他,第二天他传回来了。上面只改动了几个我记错的人名。

2月23号,星期一,《明报》开始整版配以图片连载朱镕基系列报道。因事先在电视台做了多天广告,这天《明报》一出来,早上还不到8点就全部卖光了。赶紧加印。

在刊登朱镕基系列报道之前,《明报》的发行量是每天8万,刊登朱镕基系列报道的当天,发行量就激增到12万份。系列报道一共连载了七天,《明报》发行量最高到达15万份。之后,《明报》就一直维持在12万份。

全球中文报纸纷纷转载《明报》的朱镕基系列报道,但没一家付版税的。只有美国的主流报纸之一《洛杉矶时报》支付了5万美元(《明报》内部也有人说是15万美元),获得了翻译成英文版的权利。


连载到3月1日结束。3月5日北京要开两会,香港各大报社都派出记者组去采访,我不想去,觉得采访会议没什么意思,但三名先遣记者出发之后,两会要开的前一天,报社还是要我去。还派上另外一个女记者跟我一起去,说两会报道在香港新闻界的竞争也很激烈,《明报》不能输给其他报纸。

傍晚到达北京,《明报》记者组入住的是北京饭店。我们到达北京饭店后,先去同事房间,了解一下情况。刚进入房间,手机就响了。一接听,是催命鬼夏泰宁打来的,他第一句话就问:“你们今天有没有稿啊?”
我一听火来了:“夏泰宁,你诽谤我,我要控告你。我们房间都还没来得及进,能搞什么?”

同事听了笑得东倒西歪。

笑话讲过之后,我才正式表示不满,我说:“夏泰宁你算算时间,我们下午从香港起飞,现在刚入住北京饭店,哪里这么快就有稿子给你?”

他说对不起,他只是随口问问。

当天晚上在餐厅吃宵夜的时候,小餐厅进来三个人,其中一个我们都认识是王岐山。王岐山也认识我们中一位专门跑中国经济新闻的记者蒋美红。王岐山看见香港记者一愣,转身想走。我说,“不敢和香港记者一起吃饭啊。”他被我一激将,说“吃就吃,我是不怕记者的。”
于是他和带来的另外两人就在我们旁边一桌坐下。

其实我们也没兴趣听他们讲什么。做记者就要堂堂正正的做,靠偷听来的内容,自己也不光彩。再说他们明知旁边有香港记者,是不会说出什么有内容的东西的。

干了一天活,紧张又疲累,吃宵夜的时候是我们讲笑话放松的时候。同事和我一起,最喜欢听我讲搞笑的笑话。

初到《明报》上班的时候,我很不习惯中国新闻组的气氛,很严肃很沉闷很压抑,没点活气。这主要是主管夏泰宁造成的。他动不动喜欢骂人教训人,上班时刻,永远没个笑脸。

我受不了这种氛围,经常故意逗笑,想改变这种氛围。

有天编辑肖小姐来上班,香港习惯女性一律尊称小姐,其实她已经四十多岁了。这天我看她衣服穿得漂亮,就说肖老师你今天的衣服很漂亮啊。

她一愣,赶紧说我没穿什么啊

我趁机大喊:“大家听着,肖小姐刚才声明,她没穿什么就来上班了。”

同事们笑得滚做一团,连夏泰宁也笑了。

在北京采访两会期间,不断有各部委来索要《明报》所连载的朱镕基系列报道,我们带去几十份,第一天就被要光了,幸亏有个记者保留了一份,此后再有人要,就复印给他们。到两会采访结束,复印费居然用掉了5600元。

我自己也经常被记者包围,他们主要是想了解我是怎么能发掘到朱镕基故事的。《大公报》驻京办事处有个记者叫马铃,多次利用会议休息的空闲向我打听是如何采访的。

我看她野心勃勃很想干件大新闻,就说你想做轰动新闻,五年后胡锦涛要接班了,你从现在就开始去发掘他的故事。她听了我的提议,两个眼珠忽闪忽闪的,显得很动心。我接着说,你要是真想采访他的故事,可别到安徽去。他不是安徽人,是江苏泰州人。

“啊?《人民日报》,新华社介绍他的籍贯不是都说是安徽绩溪人吗?”

“我告诉你,他祖父就移居到泰州姜堰镇了,是开茶叶店的,他从小在泰州长大的,是泰州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的。”

“那为什么说他的籍贯是安徽呢?”

“你想想看,现在政治局的常委里面已经有两个是江苏人了。江泽民是江都的,李岚清是镇江的,再加个胡锦涛是江苏泰州的,他们三人家乡相距距离不超过五十公里,政治局常委不成了江苏帮了。”

“哦,是这么回事。”

2002年,马铃果然在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胡锦涛传》。这本传记的出版引起《大公报》和她打官司,《大公报》说马铃利用《大公报》的记者身份和上班时间从事采访,该书版权应该归《大公报》所有。

香港新闻业规定,记者采访所写的版权归报社所有。这场官司不知后来怎么了解的。因我已经离开新闻界多年,也就没再关心。马铃的书我也没去找来看。

在两会采访期间,大概是3月8日这天中午我们刚从人大会堂回到北京饭店,接到朱镕垓先生电话,他说他来北京出差,知道我也在北京采访两会,就给我打个电话,我一听非常高兴,问他住哪里,我立即来看他。朱先生下榻的酒店离开北京饭店不远,我立即出门打的去他哪里,当初到广州去朱先生家取照片的记者听说也跟着一起去了。

我们到达他房间,朱先生的小女儿朱圆圆也在,她工作在深圳,随父亲一起到北京出差。

我们很高兴交谈了一阵,一起合了影。然后到就在酒店的餐厅午餐。

席上,朱先生告诉我,我把所写的报道传真给他之后,他立即就传给了朱镕基,那么没有反对意见,他就知道可以发表了。

我也告诉朱先生一件事情:《明报》朱镕基系列报道发表后,加拿大一个华侨传真给《明报》一封信,说有关朱元璋后代起名,朱元璋在世时给每个儿子写了一首五言四句诗,规定朱氏皇室后代,姓名中间的字按照这首诗来排行,第三个字按照金木水火土来轮。

这封信说,朱镕基的镕字就是朱元璋为后代起名所造的,查《明史》,镕字辈见于朱元璋给第十八子被封为岷王叫朱楩起名诗中,他的20个字是:“徽音膺彦誉,定幹企禋雍,崇礼原谘访,宽镕喜贲从。”其中第17个是“镕”,对应的正好是“土”字旁。所以,朱鎔基,朱镕垓,朱镕坚的起名都符合朱元璋的规定,是朱元璋十七代孙应该无疑。

我说自己历史基础太差,当初怎么就没想到到《明史》上查查,以至于系列报道上对此事因为朱镕坚不愿拿出家谱,就无法交代了。

朱圆圆说,这样的起名方式好有意思,问他爸爸给她起名的时候怎么不延续下来,她说还是老一套好玩。

朱镕垓说,解放后根本不兴这一套了,谁还会按照这种方式去给孩子起名。

朱先生给人的感觉非常宽厚温良。虽然初次见面,和他在一起仿佛和慈祥温和的长辈老邻居相处。

席间,朱圆圆还问到一个问题,她说他们朱家给人的感觉都是很温顺的,朱镕基的脾气性格一点也不象朱家的人。

我说清朝对朱家的人压迫监控防范了三百年,很多人改姓隐名,不改姓隐名,只好十分小心的行事做人,三百年下来,可能形成了一种家族的性格了。

我说朱镕基的性格中倔强刚强的一面可能遗传了母亲方面血统。朱镕基娘家的亲戚余成英对我说,朱镕基做官行事的作风和他外公余肇康很有相似之处。余肇康生于 1853年,卒于1930年。光绪九年(1882年)中举,三年后成为进士。积极拥护政治改革,余肇康在南昌任按察使期间,发生一起教会案。教主王安之在教堂杀了官员江召堂,南昌人民大怒,杀了王安之,烧了教堂。

结果英法军舰开来以武力威胁,要求地方官自杀谢罪。余肇康毫不畏惧,登上军舰和对方辩理,北京屈服于洋人压力,将余肇康革职,他离开南昌那天,南昌市民万人相送,挥泪告别。

之后,余肇康受张之洞委托任粤汉铁路总经理,兴建粤汉铁路。因此,余肇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铁路建造者。余肇康清廉刚正,身后没什么财产留给后人,他 1930年去世时,朱镕基虚岁三岁,余成英说朱镕基应该见过外公。


1998年两会开完的第二天3月15日,按照惯例,两会结束的第二天是总理将举行记者招待会,面对全球媒体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1998年是换届的两会。这场记者招待会无疑是新任总理塑造自己政治形象和个人风格最重要的一次机会。朱镕基1989年底和1990年初还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时出访加拿大和日本,以其坦率明快而不失幽默的风格在海外刮起“朱镕基旋风”,所有在京的记者,只要手里有采访两会记者证的,都想出席这次招待会。因人数太多,国务院新闻办给每个新闻单位发放的记者招待会邀请信严加限制,这年《明报》拿到了4份,算是优待的。

我第一次在电视上领略朱镕基风格,是1988年春两会开完后,专门安排给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会上有记者问他:“听说你将出任上海市副市长,有这件事情吗?”

朱镕基回答说“我要纠正你的是,如果我去上海的话,是担任市长而不是副市长,当然这需要上海市人大批准。”

如此坦率的风格,在共产党官场里没见过。朱镕基这场为出任上海市长的预告式亮相,立即获得了上海人的好感。

六四后西方国家中断了和中国政府的外交往来,李鹏想去任何西方国家都被婉言拒绝。

最后只好靠上海市长朱镕基组织上海商贸团访问加拿大打开了外交困局。朱镕基在加拿大的外交作风,赢得加拿大官方和民间的一致喝彩,随后对日本的访问,更是迷倒了日本人。朱镕基顿时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政治明星。

1997年朱镕基出席世界银行在香港召开论坛会议,他演讲的门票价格高达2000美元一张还一票难求。

他出任总理的免费记者招待会,大家自然趋之若鹜了。

在记者招待会前一天晚上,国务院新闻办举办茶会招待记者。在茶会上,新闻办两名副主任在记者群中穿梭来往,我这才知道,这个茶会的目的就是为了事先了解掌握,记者们在第二天总理记者招待会上会提什么问题,根据记者的问题,将定下第二天哪些记者举手会被叫到。

我以前一直以为总理记者招待会都是临场发挥的,现在才知道原来事先都是有准备的,据说无论中外,新闻办官员事先掌握记者的提问以便交给总统或者总理是通例,知道了这内幕,令我对政治家敬佩大为降低。

当新闻办官员走到我目前的时候,我告诉他我明天打算问朱镕基的问题,他指指我的衣服说,你这衣服的颜色太不显眼了。

他走后,《明报》同事蒋美红告诉我,他已经婉言拒绝你了。

记者招待会开始的时间是上午10点,早上6点记者们就开始在人民大会堂门口排起长队。8点,人民大会堂就开门让记者到会堂里面去等候了。《明报》的港闻两名年轻女记者担负起一早到大会堂占据好位置的任务,她们为我占据了第一排偏左一点的座位,我9点半进入会场坐到港闻记者用书包替我占好的座位上,看见香港凤凰卫视的吴小莉就在我左边的隔座,打个招呼后,我就用傻瓜机拍下她一张侧面照(见图)。
        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曾炎培宣布记者招待会开始,新任总理朱镕基率领四位副总理李岚清,钱其琛,吴邦国和温家宝一起就座。温家宝成为副总理是这次两会的大冷门。他在胡耀邦时期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到赵紫阳时代获得留任,赵下台后冷落了一阵,没想到在本届政府又获得重用。
记者招待会开始不久,坐在朱镕基旁边的女翻译就引起大家啧啧称奇。这名女翻译年轻貌美,气质文静,风度优雅,翻译速度快而流利。会场上记者们都在口耳相传这名女翻译何许人也,很快就传来耳闻说这名女翻译叫朱彤,是北京外交学院毕业的上海籍人氏,前年新婚不久,丈夫就因车祸去世。
朱彤因此一举成名。
这次记者招待会上,另一位一举成名的是吴小莉。
从招待会一开始,吴小莉就不停举手,希望获得提问。但台上的新闻办主任曾炎培看都没朝她这里看。

我因为事先已经知道了我打算提的问题已经被否决了,就一次手也没举。

眼看招待会快结束了,吴小莉没指望了。没想到朱镕基总理突然发话说:“你们照顾一下香港凤凰卫视的吴小莉小姐好不好?我是很喜欢看她的广播的。”

朱镕基钦点吴小莉全场惊奇兴奋,觉得朱镕基行事作风确实与众不同。吴小莉也一举成为全球名人了。


下面是吴小莉提问,朱彤翻译以及朱镕基的回答:

记者:谢谢。首先,我要谢谢朱总理。我必须这样说,就是说您也是我的偶像。大家好,我是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吴小莉,想要请教朱总理的是,我们知道在亚洲的金融风暴当中,香港的影响在今年已经陆续地显现了。尤其在今年上半年的过程当中,最近,香港的失业率也创了一年半来的新高。想要请教的是,在中央政府对于香港经济的困难和困境的时候,会采取什么样具体的措施来加以支持。另外,海外的媒体对您的评价相当地高,外界有人说您是“铁面宰相”,或者说是 “经济沙皇”。在您的铁腕政策之下,我们知道,外传在您进行机构改革或者说在一些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当中,宏观调近期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对您的家人的不方便和困扰。想请您谈一谈您在进行改革过程中的心路历程,有没有曾经想过沮丧,想要放弃过?

  朱彤:Thank you, Premier Zhu.I must tell that you are also my idol.I am from Phoenix Hong Kong.You know,the effect on Hong Kong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Southeast Asia has begun to show,especiall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is year,the unemployment rate in Hong Kong is the highest over the past one and a half years.So my first question,is what specific measures woul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dopt if the Hong Kong economy were to face difficulties.And the second question,you know the foreign media have,um,very high,uh,spoken very highly of you,and they called you a *poker-faced Prime MInister or economic *czar.And we also know that in the course of the reform of the macro-regulation and the control and the reform of the government institutions,uh,there have been some inconveniences or some troubles caused to your families.Can you tell us,uh,have you ever felt depressed or frustrated and have you ever thought of giving up all ,all this?

  

  朱镕基:首先,从去年发生亚洲的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10月份,大概是10月24号,香港发生了股灾。但是,由于香港的经济结构比较完善,香港的经济实力比较强大,有98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再加上香港特区政府领导有方、措施得力,我想,迄今为止,香港已经克服了一个一个的困难。

  朱彤: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Asia last year and especially since the stock market crash in Hong Kong on the 24th of October last year,thanks to the sound economic struture and a fairly strong economic power and a very large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of 98 billion US dollars in Hong kong,and also thanks to the effective and…measures and leadership exercised by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Hong Kong has overcome one difficulty after another.

  

  朱镕基:中国政府高度评价香港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我们不认为香港在今后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

  朱彤: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peaks very highly of the policies adopted by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and we don't think that Hong Kong would encounter *insurmountable difficulties in the future.

 

  朱镕基:但是,如果在特定的情况底下,万一香港政府需要中央人民政府的帮助的时候,只要香港特区行政政府向中国中央政府提出要求,中央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

  朱彤: But if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were to need the support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an exceptional case or under exceptinal circumstances,then as long as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filed a request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th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would spare no efforts and would spare no cost to maintain th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of Hong Kong and to maintain the link system between the Hong Kong dollar and the US dollar.

  朱镕基:至于我本人,没有什么好说的。对于外界叫我“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也好,叫我“经济沙皇”也好,叫我什么东西也好,我都不高兴。

  朱彤:As for myself, I don't have much to say.Whatever the foreign media call me,call me China's Gorbanchev or economic czar or anything else,I'm not happy about that.

  朱镕基:目前,我的思想非常单纯。在这一次人大会议上,人民代表给我以重任。我自己感到了这个任务的艰巨。我现在非常地惶恐,就是怕辜负人民群众对我的期望。

  朱彤:So,as for my thinking, I think at present that's very simple.At this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the deputies have entrust me with a very heavy and important task,and I myself can feel very keenly the *arduousness of this task.And actually I'm really fearful or I‘m afraid that uh,and I,that I would let the people down.

 
  朱镕基: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彤:But no matter what is waiting for me in front of me , being land mines or an *abyss,I will *blaze my trail and I have no hesitation and no misgivings and I will do all my best and contribute,devote all myself to the people and the country until the last day of my life.


朱镕基关于在地雷阵,万丈深渊面前,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回答已经成了经典段落。
然而,我总觉得一个人是否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似乎是不应该由自己来说的,而是属于盖棺论定或者由后人来评定的。

事后听说,吴小莉找到关系事先把自己的提问传真给了朱镕基。

记者招待会结束后,我们回到北京饭店收拾行李,准备退房回香港。这是总台转来一个电话,说有事和我谈谈,问我能否下楼来,他在大堂等我。
我到大堂看见一个年龄比我略长几岁的中年人迎上来,问我是否《明报》记者吴洪森,我说是。他说知道我们马上要返回香港,有件事情想让我知道一下。
他引我到旁边的咖啡厅里坐下,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他是代表政府有关部门来向我通报一个消息的,请我原谅他不方便公开他的身份和姓名。
他说,有证据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参与了这次金融风暴对香港的袭击。我们要警告美国政府,如果不停止对香港的袭击,中国政府将大笔抛售美国债券。
我一时惊呆了。问他我如何向报社证实我的消息来源。
他说,你就说来自北京消息人士,我们无法给你确切的消息来源。
我明白了,来人是想借助香港《明报》这样中立偏右的报纸来发布一个非正式的消息,作为对美国的警告。这消息如果由香港左派报纸《大公报》,《文汇报》发出就会显得太正式太官方了。

我回到香港就将此写成一个短消息叫给了《明报》主管中国新闻的副总编夏泰宁。夏泰宁认为这消息太不可靠了,中国哪有实力和美国叫板,就压下没发。

一个星期后,我从香港《东方日报》经济新闻版上看到译自《华尔街日报》的同样消息,那天我正好休假没上班,立即打电话给报社,报社才作为经济新闻的头版发出来,可惜已经由《华尔街日报》抢了头功,《明报》坐失一次发表世界重大新闻的机会。

1998年从7月开始,香港政府拿出上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和国际金融大鳄展开决战,尤其是8月28日期指结算日这天,决战达到了白热化生死拼搏的时刻,下午三点,离香港股市收盘还剩一小时,全报社的人都放下手头的工作,全神贯注的看电视屏幕上所展现这场有史以来罕见的以金钱为弹药鏖战。
国家炒家几个月来已经堆积了大量的恒生期指淡仓,8月28日是8月份期指交易结算日,这天只要把香港恒生指数打压下去,国际金融大鳄就能坐收渔利。港府为了击退国际炒家,吃进了他们抛出的所有股票,抛多少接多少,一天之内就成交了980亿,到收盘的时候,港府终于守住了恒生指数,国际炒家大败而归。
事后才得知中央政府已经承诺港府,如果他们的外汇储备打光了还不能击退金融大鳄,中央政府将拿出一千亿的外汇储备来给港府作弹药。



随便说一下,香港政府在金融保卫战中购买了大量的蓝筹股,仅汇丰银行股票就买进了9%,成为汇丰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港府大把股票攥在手里,抛售势必股市被砸得很惨,不抛售,港府变成最大股民,就会卷进证券市场的利益争夺中。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港府的思路是藏富于民,把所买进的33个恒生指数股票变成一揽子的盈富基金,通过发售盈富基金的方式收回了港府的投资。而股民则通过购买盈富基金间接持有了香港33家恒生指数股票。只要香港股市上升,购买盈富基金的股民就能获利,不仅如此,盈富基金每年还派息两次。因此即便在股市不景气,指数下跌的时候,股民也可获得利息回报。
这无疑是港府干预股市又还富于民的伟大创举。

1998年6月的一个晚上,我上班的时候接到夏慧华电话。说他们刚从澳洲回来转道香港,明天就回上海。我和他们约定下班后去他们下榻的酒店去看望他们。
记者上班时间是下午1点到晚上9点。我到达他们那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了。
他们到大堂来,说香港酒店的房间太小了,无法请我到房间里去住。我们就在大堂的沙发上坐。他们告诉我,《明报》朱镕基系列报道发表后,他们立即成为海内外的名人,香港,台湾,美国,澳洲的京剧爱好者知道他们夫妇俩是朱镕基最欣赏的京剧演员,都纷纷发出邀请,这几个月来他们已经到海外多次了。
他们说自从朱镕基离开上海后,他们已经被人淡忘了,没想到我的报道起了这么大的作用,让他们又红起来。
我也感谢他们在采访朱镕基生平上给我提供的巨大帮助。
他们还告诉我,他们去北京的时候特意把我所写的报道带给了朱镕基看。

因时间已经很晚,互道谢意,聊了一会之后,我就告辞了。

出门后,我心里想,他们一定不会想到,不到半年,我内心对朱镕基的看法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了。

这种变化主要是看到了他所推进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弊端丛丛。

98年4月我接触到一个案例:
安徽电焊条厂是国家投资一个亿办的国营企业,因管理和经营不善,资不抵债,在当地政府主导下以破产方式出售给一家公司。由当地计委组成的资产评估小组在收购方的收买之下,故意低估安徽电焊条厂的资产值,把值7千万的资产评估为5千万,白白送给了收购方2千万,另外还隐藏了原先划拨给安徽电焊条厂的500亩土地,这等于也白送给了收购方。
收购方全额收购了安徽电焊条厂的债权和债务之后。他们对债务采取如下处理方法:
凡是所欠职工债务,如欠发的工资和未报销的医药费用等全额支付,以防工人闹事;
凡是债主为国营单位和银行的,一律赖帐不还。所欠银行的由政府出面请银行作为坏账处理,一笔勾销;
凡是欠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规定还债率只有13%,债权人如果不接受,就恐吓说工厂已经卖掉了,不要13%,以后一分也拿不到了,想打官司都没对象了。
债权人无奈之下只有接受。
即使这13%也都不全部还现金,相当一部分是用工厂里的实物来抵偿。例如厂里有一部桑塔纳轿车,资产评估的时候只评估为一万元,他们却以价值18万抵偿给债主,仅一部桑塔纳轿车,收购方就捞进了17万。
如此抵扣下来,收购方对债务的支付率实际只有6%。
对于债权,收购方黑道白道同时动用,回收率到达65%。

债权债务处理完毕后,收购方另请会计事务所对安徽电焊条厂重新评估,评估出来的价值是一亿人民币。然后他们以此为基准,出售75%的股权给上海电焊条厂。上海电焊条厂出资7500万获得了对安徽电焊条厂的控制权,而收购方因此转手捞进了2500万之后还拥有安徽电焊条厂25%的股权。另外还拥有500亩土地的开发权。加上债权和债务处理上所捞进的利益,短短半年时间,收购方通过收买内部人的方式,将国有资产变现流进了私人腰包。
收购方所付出的代价只是500万保证金压了半年。因合约上写明,收购方预付头款10%,其余欠款在半年内还清。

从安徽电焊条厂的破产案例,看出了中国经济腐败的新动向。就是腐败以程序化,专业化,法律化的形式展开。通过所谓的资产评估来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我在《明报》报道揭露安徽电焊条厂收购背后的腐败,希望朱镕基当局能引起注意,要设法在这种腐败刚起头的时候就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

我的报道没起到一点作用。国有资产贱卖的现象后来越来越严重了。

第二件事情是股市。
中国股市三大弊端:
一是一股独大,小股东根本不能起到对上市公司的制约和监管的作用,一股独大的结果只是将原先的党委会换成了董事会而已。
二是内幕交易。全世界没哪个证券市场象中国这样对内幕交易如此放松监管,并且处罚又如此微不足道。
三是上市额度按照地区平衡按照人际关系来分配,而不是按照效益和前景来批准。这就造成了中国股市主要由国企所占领,而效益大多又不好。使得股市无法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股民也难以找到有投资价值的公司,整个股市成了一个投机大赌市。
朱镕基政府对股市的三大弊端也几乎没什么作为。

第三件事情是住房改革。住房货币化商品化的结果是按照权力大小地位高低以及单位好坏来分配,造成了巨大的不公。
第四件事情是医疗改革。医药市场化,医院依然行政化,垄断化并且还要自行创收,害得穷人看不起病。
第五件事情是高校改革。
高校改革一是乱搞合并,以为只要合并,中国就能出现世界名牌大学了;二是急剧扩招,急剧涨学费。高校学费年年猛涨,质量年年猛跌,穷人年年叫苦。
朱镕基自己当年也是凭借奖学金读书的,他让大学猛涨学费的时候,怎么就不为穷孩子想想,在大学里多搞点奖学金呢?

朱镕基执政五年最大的收获是中央财政状况大大改善,他实行中央和地方的两税制度,优质的税源,稳定的税源,大多被中央捞走。地方财政要解决经费问题,只有卖地,搞项目捞取银行资金。中央财政收入每年以30%的增幅狂涨,可是对教育对医疗的投入依然是那么微不足道。

朱镕基1998年就任总理时在记者招待会上豪言壮语:不管前面是地雷阵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下台时,这豪言壮语换成了,老百姓只要说我是个清官,我就满足了。


我1998年盲从朱镕基,对他抱极大希望,加入海内外媒体对他的吹捧。2003年,朱镕基下台后,我却写了一个帖子《盘点朱镕基》,一一列举了他改革的不到位所造成的种种弊端。贴子在关天茶舍不到两小时就被删除。

我想我从此以后决不会再盲从盲信任何人了。我不会只凭一个人说什么就相信他了,我懂得了,关键要看他怎么做。

最后补充一个小故事:

2000年底我的好友翁思再编写的京剧《大唐贵妃》在大剧院彩排。思再通知身边好友我,蓝云,刘迪等前去观看。

那天我坐在第一排,旁边是个北方老太太。

本来说好七点开演,等到八点还没演,说是领导还没来。满满一剧场的人只好耐心等待。

又焦急的等待了一会,只见一伙人穿过剧场前往后台休息室。

“领导到了,马上就要开演了。“

不料,从休息室走出位五十来岁的干部,挽着袖管,气势汹汹的大声吼叫:“今天是领导审戏,怎么来这么多人?谁放你们进来的?统统出去!”

看没人理睬,他就开始点名了:“文广的带头,某某你带头把人领走,谁要是不走,明天我一个一个追查。”

一副流氓腔。

这人是谁?

我向旁边人打听。

“你不知道啊。他就是上海文广集团的老总叶志康。”

叶志康我以前听说过,他外号叫匪兵甲。他曾经在电影《渡江侦察记》里扮演匪兵甲,此人从部队转业后进入上海电视台,步步高升,升成了上海文化广播集团公司的老总。文广集团的员工看不起他,背后就以匪兵甲称呼他。
有一年上海举办电视电影节,电视台故意播放旧片《渡江侦察记》,让观众们知道现在的集团老总叶志康出身匪兵甲,把他气坏了,追查是谁干的。

今天算是见识这位老兄了。果然是个匪兵,不但匪还有上海滩的流氓气。

坐在我旁边的北方老太不服气了,撸撸袖子走上前去:

“我说这同志,您是不是喝醉了?我告诉您,您要是把我请来的客人赶走,我就叫梅葆玖不演。”

嗬,这老太原来是梅葆玖的夫人。

叶志康一看这老太阵势知道惹不起,赶紧说您请坐,和您无关。

“怎么和我无关?今天在座的都是我请来的客人,谁要是把我的客人撵走,我就跟他没完。”
这下叶志康没折了。满场的观众,那些惧怕叶志康淫威的本来想走的人,看见有个老太,是梅葆玖的夫人在顶撞叶志康,也就停下脚步不走了。

叶志康只好灰溜溜的进去了。

上海是世界著名大都市,怎么弄了个流氓来当文广局长?看完戏,我就写了一个新闻报道发到香港《明报》。发给《明报》同时,又发给文广集团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收到后,把他所知道的一些内幕消息加进我的文章,贴到了京剧网站上,一时到处传播开了。因帖子没署名,读者不知道是谁写的。

第二天我去王元化先生处,把昨晚所见告诉王先生。我走后王先生就打电话给原上海市委副书记,现在的人大副主任龚学平。请他来一趟。龚学平从上海电视台副台长升上来的,主管上海文化工作。
龚学平来了之后,王先生把我告诉他的转述一遍,然后问龚学平:“你怎么可以重用流氓呢?你重用这样的人,不要以为他们现在对你唯命是从,一旦你倒霉,对你落井下石的就是这种人。”
龚学平知道王先生的脾气,当着王先生的面,他只会表示要好好去查查。

不久上海去北京看望朱镕基的干部带来一个消息,说朱镕基说,他以前只听说过上海有过一个杜月笙,从来没听说过还有个叫叶志康的。
原来梅葆玖夫妇和朱镕基是有来往的。他们到了北京,就向朱镕基告了一状。于是,当上海有干部去北京看望他的时候,他就说出一番朱氏风格的话。

这消息在上海官场传开后,没人敢再重用叶志康了。他就此退休下台。

2006年,楼世芳驾车,我和翁思再还有钱文忠坐在一辆车里去安徽绩溪,一路上闲聊。世芳突然说起,说通过最近几次一起玩,觉得翁思再兄为人很不错。他原来对翁思再是有点意见的。问他意见怎么来的。原来当年翁思再写出《大唐贵妃》剧本之后,投资方是文广集团,他们投资了三百万来排这出戏,具体操办人是文广集团办公室主任楼世芳,结果因为那天晚上的事情吃力不讨好,弄得一头包。
那天晚上这伙人刚从酒席上下来,走进剧场,龚学平看见里面坐满了人,就嘀咕了一句:“怎么这么多人。”
龚学平的意思是人这么多,他就不便对戏发表意见了。万一他说了什么批评意见,传出去了对他将很不利。
叶志康急于拍领导马屁就拿出地痞流氓架势试图把人赶走了。他没想到在座有个老太太是梅葆玖夫人,并且他们邀请了台湾客人来看这场戏,人家为了看梅葆玖演出,是包机来的。
楼世芳说别人有意见倒也罢了,翁思再是知道内情的人,怎么背后居然写文章去捅这件事情。

原来,他一直以为这文章是翁思再写的。因为当晚在那个房间里,不是文广集团的,只有翁思再。

误会误会。我赶紧把这文章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世芳哈哈大笑,说没想到文章原来出自你手,还有内部人添油加酱。


2009-10-11完稿于上海莘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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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增湖 +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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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11 15:17:18 | 显示全部楼层
獨家新聞,值得期待!
另外想做記者的,似乎也可以從此偸學幾招。
 楼主| 发表于 2009-9-11 16:49:43 | 显示全部楼层
住进宾馆后,我先给一个做教师的朋友打个电话,请她帮忙,去上海图书馆花两三天时间,把十年来上海报纸上有关朱镕基的报道全部复印下来,另外顺便在图书馆帮我查找一下朱氏家谱,我知道上海图书馆收藏了不少家谱,看看能不能找到朱元璋后人的家谱。

我说为此,《明报》愿为此支付一千港币作为报酬。朋友一听很高兴,放寒假在家,正好闲着,一千港币可以换成一千一百人民币,一千一百等于一个月工资了,正好可以补贴高中儿子的家教费用。

做好这件事,我安定了下来。万一在上海找不到采访门路,这些报刊资料,也可提供线索,拼凑出一些朱镕基在上海的故事来。

于是拿出电话本,把所有有可能提供线索的人名一一写下。然后一一打电话过去。

做记者,成败的关键在人脉。尤其在香港做采访中国新闻的记者,没有人脉,这碗饭就根本吃不成。

有人曾经问我,做一个成功的记者,首要条件是什么?

我说,不管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要是能通过电话搭桥,15分钟之内,你就搭到了事发地点,那么你就是成功的记者。

当然这是互联网还没普及的时代。如今,美国报社招收记者,其中一项的考试内容,就是看记者通过互联网发掘和采访新闻的能力。

打电话的结果,果然如我所预料的,真正和朱镕基有过接触的不敢讲,吞吞吐吐,能滔滔不绝讲一通的,都是道听途说来的。

这通电话,唯一的收获,就是让我心里有数,名单上哪几个人,是有第一手资料的。

第二天,翁思再给我打电话,说介绍上海两个京剧演员给我。这两个演员是一对夫妻,女的叫夏慧华,梅派花旦。男的叫尤继舜,上海胡琴一把手,拉得最好。朱镕基喜欢京戏,很赏识这个两个人,经常邀请他们去家里演唱京戏。尤继舜还教朱镕基拉胡琴。

翁思再把他们家的电话给了我,说已经和他们打过招呼了,他们愿意接受采访。

我立即往夏慧华家里打电话,与他们约定了第二天上午,我去登门拜访。
发表于 2009-9-11 19:27:54 | 显示全部楼层
这是新闻背后的新闻呀,可读性很强。期待下文。
发表于 2009-9-11 21:44:15 | 显示全部楼层
期待中......
发表于 2009-9-11 22:05:16 | 显示全部楼层
吴老师快加油啊……
发表于 2009-9-11 23:50:40 | 显示全部楼层
慢吞吞写,急死他们!
发表于 2009-9-12 19:01:06 | 显示全部楼层
慢吞吞写,急死他们!
悟空小姐我 发表于 2009-9-11 23:50


好主意.
 楼主| 发表于 2009-9-12 22:51:36 | 显示全部楼层
夏慧华家在上海定远路一个由几幢高层组成的小区内。他们家所在的高层紧挨路边。这小区是80年代末期由市里拨款建造,分配给局级干部的。那时候上海还没兴起商品房的开发,连浦东开发也没开始。夏慧华因原先居住条件困难,朱镕基92年离开上海前,特批给国家一级演员夏慧华一套。

为了写这段回忆文字,我查看了日历,98年的春节年初一是1月28号。初五接到《明报》电话是2月2号,2月3号翁思再通知我和夏慧华夫妇约好了我的采访,那么我应该是98年2月4号上午10点到他们家的。

我按照他们电话里告知的地名,到达他们小区的时候,先用手机打电话到他们家禀报我到了。尤继舜先生怕我找不到,叫我在他们楼下路边的一家文具店门口等。

几分钟后,尤先生就到店门口来接我了。尤先生一看就是为人善良温厚的人。互相自我介绍后,他引领我进入他们小区,乘电梯上楼到他们家。这是一套三房两厅的房子,因为朝向的缘故,光线不太好。

在夏慧华家的这次采访,我最大的收获是他们提供了不少和朱镕基合影的照片以及朱镕基唱京剧拉胡琴的照片。

这些照片从来没有在任何媒体披露过,不是翁思再告诉我,我之前根本不知道朱镕基喜欢京剧。

我来前没想到会有如此收获,随身只带了一个简易的傻瓜相机,我翻拍了一些,担心效果太差,就向他们商借几张,承诺《明报》使用后一定归还他们。

尤继舜和夏慧华都很爽快的答应了。


时隔十一年,我回想起那天上午在他们家的采访,有一个细节在我的记忆中依然栩栩如生。

夏慧华说道,92年初朱镕基赴北京出任副总理,夏慧华夫妇到机场送行,临别之际,她落下了眼泪,朱镕基说:“小夏,你怎么象孩子一样呢?你这样,我都要掉眼泪了。”

夏慧华说,朱镕基嘴上这么说,其实他自己对离开上海也是很动感情的,只是他克制住自己。

夏慧华提供的这一细节,我没有写进我的采访报道里。
发表于 2009-9-12 23:43:09 | 显示全部楼层
忆往思今,这个社会好复杂啊
 楼主| 发表于 2009-9-12 23:55:06 | 显示全部楼层
告别夏家,我在路边一边招呼出租车,一边就忙不迭的给翁思再打电话,报告他好消息,感谢他的牵线搭桥,让我旗开得胜。并且和他约了下午一起去看望元化先生,然后到建国宾馆一起吃晚饭。宾馆里的饭菜,那时普遍都差,但建国宾馆里的上海菜味道还不错,还有几个让人喜欢的菜。其中有道咸蛋黄烧南瓜,是我喜欢的。

回到宾馆,我先打开笔记本电脑,对上午的采访写了一些摘要。

我采访的时候,为了使交谈顺畅自然,当场都不作记录,本子上只记人名地点时间和数据,这些不能搞错。如果对方允许我录音,那还好办,有些人不喜欢录音,我就全凭记忆力了,
因此采访一结束,我就必须赶紧写下主要内容。

当然,一边采访一边记录,就不会把自己弄得这么紧张了。但是采访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人家说一句你记一句,这样的采访,怎么能自然顺畅呢?

写完摘要,到二楼餐厅吃午饭,因过于紧张兴奋,胃口受到影响,没点饥饿感,就叫了一碗菜泡饭,居然也要40元。

帮我在图书馆复印资料的朋友,下午送来了复印件。她告诉我到上海图书馆家谱室打听朱元璋后代家谱的事情,上图一研究员答复她,查家谱要具备这几项条件:1,五代以上的排行;2,最后一次修订家谱的年份;3,家族的堂号;4,高祖或曾高祖的祖籍。

这四项条件我都不具备,看来只有到安徽凤阳和湖南长沙跑一趟了。看看那里能挖掘到些什么。
发表于 2009-9-13 00:39:51 | 显示全部楼层
待续......
发表于 2009-9-13 11:12:10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发现吴老大写作有一手绝活,那就是特会制造悬念。
发表于 2009-9-13 11:44:42 | 显示全部楼层
帮我在图书馆复印资料的朋友,下午送来了复印件。她告诉我到上海图书馆家谱室打听朱元璋后代家谱的事情,上图一研究员答复她,查家谱要具备这几项条件:1,五代以上的排行;2,最后一次修订家谱的年份;3,家族的堂号;4,高祖或曾高祖的祖籍。

______这段没明白:谁的五代以上的排行?谁家族的堂号?朱镕基的吗?
 楼主| 发表于 2009-9-13 11:45:33 | 显示全部楼层
金MM,人生本来就是充满悬念滴。
 楼主| 发表于 2009-9-13 11:46:06 | 显示全部楼层
和思再聊天时,他告知了朱镕基在上海主政期间,他受市里委托筹办国际京剧沙龙的故事。朱镕基有次在会议上说,上海文艺节目太不丰富了,外国友人到上海,都没什么文化活动可以让他们参加,他建议办一个国际京剧沙龙,这样一方面外国友人在上海有个文化活动的去处,另一方面也传播了中国文化。

市里为了贯彻朱镕基指示把这项活动委托给翁思再来筹办。他是行家,又在媒体,在京剧界人脉极广。

翁思再说国际经济沙龙办起来之后,开幕当天,朱镕基到场参加,还亮了一嗓子。夏慧华演唱的时候,朱镕基还拉胡琴为她伴奏。

翁思再说上海有京剧演出,朱镕基也有两次到场观看,事先不通知任何方面,自己买票坐在后排悄悄看,一点也不张扬。

翁思再讲述的故事中,有一个特别令我感兴趣。

思再说,89年10月,朱镕基到金山石油化工厂参加职工联欢活动,晚会上,朱镕基突然提出要登台唱一段给工友们助助兴,朱镕基登台前还特意问电视台的记者来了没有,言下之意可以实况转播。金山石化总厂领导看朱镕基要登台长京剧,赶紧要去找琴师,朱镕基说不要临时去找了,就问现场职工中有谁会拉胡琴的,现场果然有,他就被请上台替朱镕基伴奏。朱镕基那天演唱的是《甘露寺》里的唱段“劝千岁杀字休出口”。
这段实况在上海电视台播出后,大家都认为朱镕基选择唱这段是有所指的。
年底上海举办新年歌咏比赛活动,在电视上一群小孩集体演唱“劝万岁杀字休出口”。一时间,《甘露寺》的这段唱腔风传上海。

我也相信朱镕基选择这段是有用意的。这也是他在上海很得人心的原因之一。
发表于 2009-9-13 15:25:31 | 显示全部楼层
**给吴老大泼点冷水:
   1、 据说,在一些地方,狗较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这里,吴老大发掘了一条新闻,雄鸡是洪武的后代,同样,如果雄鸡的祖宗里,都是朱阿大、朱阿三辈,那就没有新闻了。
   老大以为然否?
   网上曾看到,同样有人在发掘老猫是浙江某名人的后代,连胖大校也参加进去了,这是否有些异曲同工了。
   2、 关于雄鸡,还想说几句,网上,赞扬者有之,痛骂者有之。
   以雄鸡身份,他不是一把手,成绩,恐难算在他一人身上,错误、缺点,也难于归之一人。
   骂雄鸡者,容易理解,骂雄鸡无罪,不会请去喝茶。
   赞雄鸡者,看来是出于真心,因为,赞他不会得到任何好处。
   3、 以我之见,对于此老,最好的赞扬是“让他去”,别理他。
   一切,留等历史去评价。
   冒昧“代表”一下,这想来也可能是雄鸡的心愿。
   你真爱他,就让他默默无闻。
   ——声明:以上纯属胡说。
发表于 2009-9-13 16:20:21 | 显示全部楼层
吴老师这则关于朱镕基的采访新闻有看点,可以联系报刊转载。期待下集。
发表于 2009-9-13 16:25:16 | 显示全部楼层
86年上海学潮,在电视上第一次见朱,我说:这个人将来能当总理!
发表于 2009-9-13 16:45:25 | 显示全部楼层
86年上海学潮,在电视上第一次见朱,我说:这个人将来能当总理!
王志耕 发表于 2009-9-13 16:25
 楼主| 发表于 2009-9-13 20:27:54 | 显示全部楼层
帮我在图书馆复印资料的朋友,下午送来了复印件。她告诉我到上海图书馆家谱室打听朱元璋后代家谱的事情,上图一研究员答复她,查家谱要具备这几项条件:1,五代以上的排行;2,最后一次修订家谱的年份;3,家族的堂号 ...
丁伯刚 发表于 2009-9-13 11:44

伯刚兄:这是指查中国任何一族家谱的四项条件。具备这四项条件,就可以到图书馆或者档案馆去检索资料了,当然如果这两馆根本没收藏该姓氏家族的家谱,具备了这四项条件也没有用。
 楼主| 发表于 2009-9-13 20:28:31 | 显示全部楼层
我自己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

89年6月12号,华师大学生、上海高知联秘书长黄松找我,说吴邦国找他们谈,说是代表朱镕基来和他们谈的,只要他们不再设路障,保证不对他们秋后算账。黄松问我,吴邦国这话能不能信?

我说不信,你们又能怎样?手无寸铁,你们能做什么?我觉得朱镕基这个人说话会算数的。你们还是退回学校,谋求将来的作为吧。

黄松把我的意见转告了上海高知联领袖孙勇等人。第二天他们就不再设路障。

大学生白天设路障,工人纠察队晚上拆路障的十天对抗就这样结束了。

事后,朱镕基果然没有抓捕学生,只是抓捕了上海华师大中文系的两名教师宋琳和李劼,关押了他们九个月。我知道,这是朱镕基为了对北京有个交代,迫不得已。

我自己所在的上海社科院,是《世界经济导报》所在地,也是重灾区,市里派了工作组来,调查的时候,如临大敌,我自己也处于不准离开上海的被查人员。我主要活动和来往的人都在华师大,社科院不坐班,来了三年,本所之外的,我只认识黄万盛。我在社科院所犯的事情主要只有两件:一是6月5号,我拿了香港文汇报所刊登的六四屠杀照片版,到我所在的文学研究复印机上复印。管理复印机女人(据说她老公是安全局的),说现在上面有规定,复印资料要经过领导批字。我说我拿自己的复印券为什么要领导批。她说这是新规定。一副毫无通融余地的架势。
我没办法,拿着香港文汇报,到办公室找主任签字。主任一看,说这个我签不了字,你得找书记签。当时文学所的书记叫瞿浪,我就到书记办公室找他签字,他们满满一屋人在开会,坐在门口的把我手中材料转交给瞿浪,在他耳边悄悄说了我的要求。
瞿浪中断会议讲话,出门来,对我悄悄说:“小吴,你就自己看看算了吧。我劝你还是不要复印。”

我顿时火冒三丈,心想,你这家伙还做过胡耀邦的秘书,怎么这德性,于是忍不住大喊起来:“你别给我讲什么党性,你现在给我拿出人性来!”
我在走廊的这一声喊叫,把与会的人惊呆了,党委委员徐霖恩赶紧出来打圆场,说:“小吴别这样,有话好说,有话好说。”边说边拉走我,说:“这张单子我来签字吧。”于是他拿出笔来签了字。他是把我拉到文学所办公室里签的字,办公室陈主任见了,说我也签个字吧。他签完又拿去旁边的会议室,过了一会,他拿着单子进来说,瞿浪也签字了。然后劝解我:“小吴,你以后火气不要这么大。有话好好讲。”
我拿了文学所三个领导签字的复印单到复印机上复印了300份,把所里发给我全年的复印券都用完了。
然后交给华师大学生,在上海到处张贴。

进驻上海社科院的市委工作组,查我主要就是查这件事情。另一件是,我六四后主动出现所里每星期二的政治学习,在这之前我是从来不参加的。不参加无非是扣奖金,不提职不分房,不给就不给呗。
六四后我主动参加,每次一开会,我就大放厥词,抗议出动坦克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暴行。
把所里领导们吓坏了,劝我以后不要再参加政治学习。我说是你们通知,现在的政治学习必须人人参加。领导说,你的情况特殊,你的心情我们理解,现在这种形势下,你这样的发言使得我们很被动很为难。这样吧,你就作为特殊情况,不要再参加政治学习了。
于是我又回归了从前不参加政治学习的状态。

市里工作组想查清我复印香港文汇报在上海到处张贴的过程。我估计一定是那天的知情者向上面打了小报告了。

在谈话中,我始终咬定是我一人强行复印。我没提及一句拿单子找领导签名的过程。我把这过程全部省略了,我知道决不能涉及这过程,涉及这过程就是出卖人。再说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我强迫别人同意的。

两次谈话的结果都是同一个结果。工作组作了结论,向所里领导作了汇报。第二天,瞿浪在走道里遇见我,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吴,你这个人真是不错。”

后来,徐霖恩告诉我,我复印好的当天,他就把几个领导签字的复印单子销毁了。

六四后,朱镕基在上海电视上发表演讲,说多天来因为交通中断,市民没菜吃小孩没牛奶喝,工厂无法开工,他心急如焚,他呼吁大家齐心协力恢复正常秩序,历史真相留待后人去评说。
朱镕基这一演说风传到海内外,据说为此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还特地将演讲的录像复制一份快递到北京,由中央去审查。

这些陈年往事,使得我相信朱镕基是不赞同六四屠杀的,我认为,如果是他担任中国第一把手,六四早就平反了。

这样的判断,必然使我采写朱镕基的报道的时候,有鲜明的倾向性。在这方面落笔较多,果然报道出来后,海内外对我所写的这些内容反应很强烈。

据说,朱镕基为此在中央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为此他后来不得不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态,在六四风波问题上,他和党中央是高度一致的。

我对朱镕基的表态非常失望。

我对他的失望就是从他的这个表态开始的。
发表于 2009-9-13 21:17:17 | 显示全部楼层
"...现在的政治学习必须人人参加,领导说,你的情况特殊..."
发表于 2009-9-13 21:20:51 | 显示全部楼层
期待继续
发表于 2009-9-13 23:27:01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些故事,听老吴谈起过一些,现在细细看帖,仍然饶有兴味。
发表于 2009-9-14 07:26:09 | 显示全部楼层
看来吴老师也是六四派,看来朱总也有良知,欣慰。然对朱总有个不好的印象,就是当年“破三铁”对待工厂工人太无人性了,恶狠狠地端掉了大批国有工人的饭碗,使他们流离失所,善后工作至今都没做好。按理这个屁股温总要揩好,可他却在农民上大做文章,一系列优惠政策倾向农民,现在又搞农民不缴钱60岁后也每月可拿55元养老金,田地照留。请问:这样做对广大工人来说是不是太不合理了?一碗水也要端平啊!工人自已不缴养老费国家一分钱也不给,自已一寸田也没有啊!
发表于 2009-9-14 10:02:09 | 显示全部楼层
3# 吴洪森
做记者,成败的关键在人脉。尤其在香港做采访中国新闻的记者,没有人脉,这碗饭就根本吃不成。

有人曾经问我,做一个成功的记者,首要条件是什么?

我说,不管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要是能通过电话搭桥,15分钟之内,你就搭到了事发地点,那么你就是成功的记者。

当然这是互联网还没普及的时代。如今,美国报社招收记者,其中一项的考试内容,就是看记者通过互联网发掘和采访新闻的能力。

这就是做记者的诀窍。
发表于 2009-9-14 10:13:24 | 显示全部楼层
“你别给我讲什么党性,你现在给我拿出人性来!”
发表于 2009-9-14 10:14:28 | 显示全部楼层
吳先生應該寫一份自傳。因為有那么多經歷可寫。
发表于 2009-9-14 15:43:18 | 显示全部楼层
记者故事真好看!好编辑一定也是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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