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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温州炒煤团” 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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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5-28 16:43: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温州炒煤团”山西招怨 浙江官方报告首次揭出真相



2004年底,"温州炒煤团"开始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各大媒体把它和"暴利"、"矿难"、"污染浪费"、"煤价上扬"等负面现象联系在了一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份名为《关于温州民营企业在山西省投资兴办煤矿有关情况的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于近日公布,首度由官方揭开所谓"温州炒煤团"的真相。

参与调研的是浙江省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浙江省驻北京(包括山西)办事处、温州市协作办以及浙江浙能富兴燃料有限公司。《报告》认为,炒房、炒棉、炒电、如今又是炒煤!舆论的一个"炒"字把温州商人的投资行为烙上了投机性质,也把目前煤炭供应紧张、煤价上涨归咎于温商的投资,而且把温商作为不正当获利的标本加以批判。

曾被部分媒体大量引用的数据称,山西境内60%的中小煤矿已由温州商人承包,年产量共计8000万吨。这一数据往往是"炒"字形成的主要依据。但调研组发现所谓的"温州炒煤团"对于市场的控制力远不及传说中的实力,不可能达到垄断市场和操纵价格的目的。"假如把煤价上涨归罪于温州煤团,这实在高估了他们的能量。"浙江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主任吴永平如是说。

《报告》提到,在山西投资兴办煤矿的温州民营煤矿分布在山西全省,共计300多家企业,累计投资30多亿元,但"煤炭年产量总计2000多万吨,约占山西省煤炭年产量的1/25,全国煤炭年产量的1/100"。从这些数据看,温州商人并不具备炒作并影响市场价格的能力。

调查数据之所以和流传中的数据有相当大的差异,《报告》解释说是因为后者进行了重复计算--由于"一个煤矿同时有数个投资者,温州人的股份也许只占到1/3、1/4甚至1/5,流传出来就被全算在温州人的名下了。

《报告》还从以下三个方面证明了温州煤团的行为是投资而不是投机。首先,温州民营企业大多是以承包的形式投资经营煤矿,承包年限一般在几年到几十年之间,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不是进出容易的短期投机行为。其次,这些企业大多投资在煤炭生产环节,更体现为投资行为。第三,温州商人基本是在坑口就地销售煤炭,并没有通过集中买卖行为炒高煤价。煤炭价格的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受国内能源供需趋紧和运力紧张因素影响的结果。

之前有媒体称温商的投资--哪怕是亿元投资--两年内就可以全部收回,这一说法《报告》并没有否认。对于中小煤矿来说,1吨煤的开采成本在30元左右,而原煤出售价格在100元/吨以上,最贵的洗精煤已卖到500元/吨左右,单位产品毛利率远远超过100%。但是获取高额利润和"炒"不能等同起来。温商所获得的利润,也正是他们捕捉利润机会、敢冒投资风险的企业家精神所应得的回报。用《报告》的话说,"是一种正常的投资获利行为"。

2004年底频发的矿难使各界纷纷把矛头指向了中小煤矿,而在山西,经营这些中小煤矿的有很大一部分是温州商人。其实倍受诟病的不只是矿难,当地人还认为温商对于当地的生态保护、资源回圈利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非常漠视。

《报告》并不回避温州煤团给山西当地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矿山滥采乱挖、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但强调这"其实是整个煤炭行业甚至资源型地区普遍遇到的问题,并不是温州籍投资者的独有做法"。《报告》还指出,温资煤矿都是生产型企业,绝大多数在生产过程中都遵守劳动法和安全生产法。那么,谁更应当对上述各种问题负责呢?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工业经济研究室主任夏冰给出了一个具体的答案:当地政府。

夏冰认为,当地政府首先要做好反思工作。前些年,山西政府曾苦苦寻求民间投资。现在,资金来了,反而引起了恐慌和排斥,因为看到别人在自己家门口发财,总是容易产生某种非理性的情绪。"这种地方主义无疑是短视的"。

另外,既然大部分温商是守法的,那么政府就更应当审视自己的法律法规是否遵循了可持续发展规律,政府各部门是否切实把这些法律法规落实下去了。"如果政府没有引导好数以亿计的民间资金的走向,各种问题都很容易发生。"

《报告》认为,温州人"炒煤"的提法是不恰当的,温州人介入山西的煤炭生产,有助于缓解目前的煤炭短缺,平抑煤价。同时,"从培育比较健全的煤炭供应结构角度看,温州人的投资行为还证明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在解决能源供应问题方面,完全可以扮演更加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角色,值得煤炭等能源行业管理高层研究、探讨。"

对于山西而言,温州煤团的出现是一次挑战亦是一次难得的机遇,现在,山西面临的是,如何用政策有效引导突然涌入的数十亿温州民间资本,借其力,推动山西煤炭的市场化进程。

夏冰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一提法。她认为,温州煤团的出现,是山西推动煤炭市场化的一次机遇。如果政策能够增加投资环境的公平性、稳定性,降低投资的政策风险,就会引导资本的良性发展,加大投资,带动山西煤炭产业的进一步优化;反之,则很可能触发资本的加快撤离,导致企业急功近利,从而产生诸如掠夺性开采、忽视安全生产等问题。

夏冰还认为,煤炭行业是个投资高、回收期长、资金密集型行业。另外,山西煤炭要想从回采率低、污染大、技术落后走向现代化、新型工业化,需要大量资金。

因此,大量温州资金涌入山西煤炭行业没有什么不好。关键是当地政府要充分履行新型政府的职能,破除地方主义,引导资金流向各煤矿,使它们走向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如果引进资金后仍然重复污染和浪费,这是管理上的失误。"

发表于 2005-5-28 18:51:00 | 显示全部楼层

还是那句话,政府的核心职能是提供公正和保护产权。保护人权、保护环境责无旁贷。

只要是竞争是正当的,不存在合谋定价,“炒煤”就合法合理。

发表于 2005-5-29 08:28:00 | 显示全部楼层
5月23日的《经济观察报》的专栏版有仲伟志的一文“寻找良知的替罪羊”说到了过去妖魔化河南人和现在开始妖魔化温州人的现象 分析的蛮好的 但由于该文到今天还上网 不能贴出 下次吧
发表于 2005-5-29 08:29:00 | 显示全部楼层

温州模式2005变形记
仲伟志=文 2005年5月8日


  “史无前例”

  2005年4月8日,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实施发展工业“12345工程”动员大会,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亲作动员报告。

  所谓“12345工程”,是要用3年时间,力争全市引进世界500强企业10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20%以上,拥有销售产值超10亿元大企业大集团30家以上,拥有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40个以上,工业总产值达5000亿元以上。

  有人说,这是王建满“颠覆”温州模式的又一工程。

  王建满,2004年11月17日出任中共温州市委书记。此前,他担任杭州市委副书记,兼任萧山区委书记,被认为是“萧山模式”的缔造者。

  所谓“萧山模式”,一句话,就是招商引资。去年底,王建满甫一到任,就组织温州各方力量,专题研究招商引资战略。今年初,温州市委市政府明确,将招商引资作为2005年的“一号工程”。

  王建满出语惊人:“我们就要打出‘千家民企大招商’这个旗帜。”

  2005年2月22日,温州召开全市招商引资大会。在这次誓师大会上,王建满多次提到:无外不快,无外不活,无外不强,无外不高。——这个“外”,就是外资,这曾是包括萧山在内的长三角城市的发展秘笈。

  针对当地流传的“温州土地紧缺,本地企业的需求还满足不了,何必招商引资”、“国家宏观调控,招商引资难度增加”、“温州区域优势薄弱,无法复制萧山模式”等等说法,王建满强调:“要为成功找方法,不要为失败找理由。”

  “一号工程”提出的目标是,2005年,确保合同外资6亿美元以上,实际利用外资3亿美元以上,实际利用内资16亿元以上。据说,这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目标,是一个底线。为此,市委市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对市级机关、职能部门的考核办法,各县市区的领导干部,都与温州市长刘奇签下了“军令状”。

  王建满同样严令:对有意挡道、阻碍“12345”工程实施的部门和个人,一定要追究责任。

  一位县级官员对记者说,在温州,这是史无前例的。

  有关人士分析,王建满在一个一直依靠底层力量推动工商业发展的城市里复制萧山模式,而且志在必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遏制温州两年来GDP增速横比下坠的趋势。尽管2004年温州GDP总量达到1298亿元,在浙江省排名第三,仅次于杭州、宁波,但其GDP增速,在全省11个省辖市中,2003年排名倒数第二,2004年排名倒数第三,引得外界连年惊呼。

  根据这些数字,一些媒体迫不及待地宣告了一个名城的没落。王建满新官上任,则希望用最快的方式,一举扭转局面。

  外资经济一直是温州最薄弱的环节。自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实际利用外资只有10.84亿美元,仅占全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量的3.13%,可以忽略不计,大大低于温州GDP占全省总量的比重。而浙江省内的嘉兴,去年一年的实际利用外资就达到10.22亿美元。此消彼长,自然就拖住了温州GDP的增长速度。

  萧山等地的经验一再证明,如果在这个薄弱环节上取得突破,温州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将会立竿见影。所以,王建满到温州之后,将招商引资当作“要千方百计破解的难题”,顺理成章。

  而“12345工程”,作为一项工业促进计划,其根本目的,是在解决工业性投资、主业投资不足问题的同时,“腾笼换鸟”,调整温州的经济结构。这个与 “一号工程”相辅相成的政府工程明确提出,要打破温州经济以小取胜、以多取胜、以价取胜、以量取胜的老格局,换来新的产业、新的体制和新的增长方式。

  一些人士说,新书记“不讲温州模式”,作为一个具有历史坐标意义的名词,“温州模式”基本退出了当地官方的话语系统。其实,王建满并没有正面否定过温州模式,但他力推招商引资与“12345工程”的行动本身,在很多人看来,包含了对温州模式的再认识和再评价。

  但是,温州模式果真解体了吗?温州模式铁定失效了吗?

  变形的GDP

  迄今为止,外界对温州经济的主要印象,可以概括为:经济增长趋缓,民间投资渠道不畅,主业投资力度减弱,外资经济滞后,投资出现外流。盛极一时的温州经济,是否真的到了所谓“盛极而衰”的地步?

  “不是这样的。外界对温州经济发展的许多认识,是模糊而混乱的。”温州市统计局副局长陈纪勇对记者说,“实际上,温州经济发展的绝对速度仍然很高。”

  据陈纪勇介绍,今年一季度,温州全市GDP增速为13.3%,与去年同期相比,还降低了1.5个百分点,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个增长速度,却上升到了全省第五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温州市统计局综合核算处的分析认为,今年以来,宏观调控影响逐步显现,浙江全省各市经济出现较大的波动,发展速度趋缓。而温州经济具有“外扩性”,本土经济以轻型工业为主,基本没有出现生产过热的行业,发展比较平稳,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现象,位次反而回升。

  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长24.6%,增幅同比下降5.4个百分点,杭州、宁波、绍兴、嘉兴等市同比分别下降11.4、5.1、6.3和2.9个百分点,工业用电量增幅也出现较大回落,而温州规模以上工业增长22.2%,与全省增幅的差距,由去年同期的9.7个百分点缩小为2.4个百分点。

  在投资领域,一季度,浙江全省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4%,增幅同比下降41.1个百分点,除了温州之外,10个城市限额以上投资增幅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绍兴、嘉兴、台州和衢州甚至出现负增长。温州的投资增长15.7%,增幅同比提高3个百分点,比全省平均水平提高3.3个百分点。这一上一下,排名自会变动。

  但陈纪勇认为,统计排名洗牌的主要原因,还不是这些。

  在温州市统计局,陈纪勇分管统计法制工作,曾在浙江省统计局挂职半年,刚刚回到温州。挂职期间,他多次带队到全省各地进行统计执法大检查,发现各地统计工作多受制于地方政府的需求,存在着大量虚报、伪造等弄虚作假现象。这半年的挂职经历,反而使他坚定了对温州经济的信心。

  一次,陈纪勇带队到浙北某地检查,当地统计局长虚与委蛇,陈认真检查,令当地局长十分恼火。结果是触目惊心的——查了6个企业,有5个企业根本不存在。另一次,在浙东某地,一位统计局长对陈纪勇苦笑道:“陈局长,你若能查处几个‘县太爷’,我这统计工作才会好干。”

  “今年,随着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开始,许多地方担心经不起对数据质量的抽查,普遍压低了增长数字,使得温州一季度GDP的增速,迅速攀升到全省第五位。” 陈纪勇说。

  这位多年与数字打交道的官员表示,即便如此,温州的GDP仍然是被低估的。他告诉记者,早在2003年,温州的规模以下企业——包括中小型非国有工业企业和个体工业——就已经超过了13万家,数量居全省之冠,占全市的产值比重一半以上,而当地统计部门人手有限,源头统计数据质量较差,造成了统计数据失真,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温州的GDP位次。

  记者从有关材料中看到,在温州的个别地方,规模以下企业几乎呈零增长状态。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陈纪勇认为,如果计算GNP,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在全球所产出的财富,那温州就可能是中国最高的地区之一。

  这样看来,传统模式下的温州经济并没有没落。既如此,王建满对温州进行结构改造,还有什么意义吗?温州模式的绩效究竟该怎样来衡量?

  谁在刻舟求剑?

  “希望这一实践的过程,引进的不仅是项目,重要的是引进外部先进理念。”谈到招商引资,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说,“对于温州来说,这有可能是一个观念革新、内外并举、全面发展的过程。”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洪振宁一直为温州模式辩护,但他认为,温州模式从来都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从二十多年前的供销员经济、家庭工厂经济,到近期合力推动产业集群的演进,温州模式一直在变化、突围、提高、发展。他说,温州模式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一种不断超越自我的能力。

  “否则,温州还有什么意义呢?它当年搞资本主义,烂掉了也就那么一丁点地方;现在它发展停步了,也不过这么一丁点地方,不会影响别的区域。抛开探索创新精神,温州模式没有任何价值。”洪振宁说,“温州模式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外界谈论温州模式,依然使用所有制二分法,或局限在投资外流问题上,把温州模式当作一个僵死的区域概念,无疑是刻舟求剑。”

  在历史上,温州模式多次陷入困境,但都一次次突围成功,而且,遇到的困难越大,往往反弹、提升的越高。如今,洪振宁认为,温州经济在中国最早遇到了如何走出去的问题,换句话说,温州模式在中国最早遇到了“全球价值链”的问题。

  现在,一方面,飞雕收购意大利ELIOS公司,哈杉收购意大利威尔逊公司,瑞立和香港一家公司创办合资企业在美国借壳上市,安信签约收买巴西8.5万公顷森林,金狮牵手英布鲁特,协议特福隆的技术引来艾默生公司,正泰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合资项目已开始进行,GEOX公司制鞋生产基地在温州开工;另一方面,从虾、蜡烛台、眼镜、鞋、服装、打火机到合成革,温州民营企业正处于中国应对贸易壁垒的第一线。

  “温州人用三十年的商业文明,对抗西方社会三百年的商业文明,继续充当着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探路者角色,你不觉得这很悲壮吗?”洪振宁说。

发表于 2005-5-29 08:30:00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代温州商人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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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首席记者 仲伟志 温州报道 2004-11-26 9:32:20 阅读 3991 次

2004年深秋的温州,一连几个星期,人们都在谈论着这样一件事:在温州最早发达、拥有显赫声名的王均瑶,身患重病,生命垂危。尽管期间有关各方讳莫如深,但最终无法挽留这位均瑶集团董事长的生命。
年仅38岁的王均瑶是温州民营经济最具传奇色彩的开局人物。1991年,25岁的王均瑶首开私人包机先河,次年创办国内首家民营包机公司。当时,温州刚刚从艰难的处境中挣脱出来,王均瑶的“胆大包天”,成为一代人挣脱意识形态桎梏的象征。从那时起,温州模式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经济名词,同样,王均瑶的坐标意义也远远超过他的经济价值。
然而随着一个强势人物的消失,一个神话似乎也在消失。现在,人们普遍关心均瑶集团的债务以及权力的交接。很多人对均瑶集团的家族治理结构充满怀疑,无法摆脱观察问题的固有方向与牵引力:一个充满了兄长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民营企业,能否顺利度过这个动荡的转折时期?
这是整整一代温州民营企业家们的问题,同时也是整个温州模式即将面对的问题。人们对王均瑶之死的高度关注,实际上是对温州商人能否建立一个正常的权力转移和传递机制的关注。由于普遍年龄较轻,温州少有企业出现代际之间的权力传递危机,现在,王均瑶的英年早逝为他们发出了群体预警。
其实,早在王均瑶去世之前,为温州民营经济“开山”的这一代人,就已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与危机。在几乎是过分传奇化的温州奇迹背后,在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纠缠之后,这个群体面对的是依然严酷的考验。他们开始分化,有人激进,有人转型,有人失落,有人陷入悲剧,有人凭吊昔日的光荣。

在乐清县柳市镇嘈杂的街巷里,当年在柳市第一个买摩托车、第一个装电话的“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刘大源,听到王均瑶去世的消息,感喟之余的第一句话是:我很幸运。
1970年代末,刘大源开始穿梭于温州与上海之间倒卖螺丝,生意红火,人称“螺丝大王”。当时,柳市还有“电器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翻砂大王”吴师濂、“线圈大王”郑祥青、“胶木大王”陈银松、“旧货大王”王迈仟,号称“八大王”。追溯起来,“八大王”应该是1978年之后温州最早的民间商人,柳市则是温州民营经济的发祥地。
1982年8月的一天,35岁的刘大源早起上街,后面便有两人盯梢。当他看到墙上张贴的“狠狠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大幅标语,暗自心惊。他作出了生平最为快速的决定,趁人不备钻进小巷,回家取出7万元现金来到河边,跳进一只机动小木船,亡命天涯。刘大源回忆说,逃跑时他身上只穿着背心和短裤。
1981年底,浙江省委工作组就已对“八大王”进行调查。1982年1月,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乐清县委便将“八大王”的商品经济行为列为大案要案进行查处。这一年,除了刘大源逃亡之外,其他7人都作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被捕入狱,直到1984年才重新审理,或取保候审,或无罪释放。
20年之后,刘大源的“大源螺丝店”已经变成了“大源精密焊接材料公司”,单开间狭长的门面,足以使刘大源在柳市和温州城区的最好地段购置房产,种养兰花,安居乐业。
刘大源现在最好的朋友是当年的“目录大王”叶建华。当年,在柳市开照相馆的叶建华在“电器大王”胡金林的鼓动下拍摄产品目录,很快,封面烫金、十六开本的《产品样本》和《产品价目录》成了热门货,但叶建华也因此被认定是“牟取暴利”、“投机诈骗”,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没收财产4万元。1984年“无罪释放”之后,他又开了一间笑笑照相馆。
后来,有人劝叶建华再去搞产品目录,他摇摇头:“哪里还有胆,牢监门等着我进。”现在,56岁的“目录大王”阅读报纸要戴上老花镜了。由于竞争激烈,笑笑照相馆早已关闭。为改变境遇,他曾偷渡到国外,但谋生更为辛苦,只好回来。现在,叶建华赋闲在家,专注技术。记者见到他时,他的一项摄影显像技术刚刚拿到3000元的乐清科技专利奖金。叶很满足,一副别无他求的样子。

作为1978年之后温州第一代商人的代表,“八大王”大多没能在他们原有的事业上继续发展。其中“旧货大王”王迈仟1995年死于肝癌。
在“八大王”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们被巨大的社会变迁所推动,却遭遇到严重的挫折。而在他们受挫、动荡、喘息的时期,另一批精明的柳市人借助社会大气候的改变乘势而出,他们创办的企业后来居上,如日中天。这其中就包括从求精集团裂变出来的正泰和德力西。
自称“刁民”、动辄将地方官员称作“土八路”的刘大源很轻看正泰这样的企业。他把1978年之后的温州民营经济历史分为了四个阶段:对着干、开着干(公开)、放着干、扶着干。他认为“八大王”处于“对着干”和“开着干”阶段之间,而正泰和德力西则是“扶着干”起来的。“我们没有要过国家的一分钱。”他不无骄傲地说。
当年“对着干”并被打击的当然不仅仅是“八大王”,在遭受打击的这些人当中,也有人急流勇进。
在一些有关“八大王”的民间版本中,郑元忠作为“机电大王”赫然在册。按照这个版本,今天的郑元忠应该是“八大王”中惟一的风云人物了。做低压电器出身的他所创建的庄吉服装有限公司,目前是温州服饰业中投资较大和起点较高的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庄吉”成为温州一个著名品牌,他本人也曾被评为“温州改革十大风云人物”。
根据记者拿到的一份1984年6月14日由浙江省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印行的“情况简报”,郑元忠并不在“八大王”名单之内。不过,在1982年那场打击经济犯罪的运动中,郑元忠未能幸免。他曾潜逃两年,待风声好转回到柳市,但很快就被收容,关押了186天。
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说,郑元忠的成功转型并非偶然。1992年,也就是王均瑶创办国内首家民营包机公司的那一年,40岁的郑元忠背起书包走进了温州大学国际贸易系,成为温州大学年纪最大的大学生。那几年,“螺丝大王”刘大源在香港的门面亏了五六十万。
与刘大源划分民营经济历史阶段的方法不同,作为温州本土最有名的学者之一,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将温州民营经济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能人阶段,所谓能人,就是跑供销、拿订单的家长;第二是老板阶段,老板也是兼管财务的厂长;第三是企业家阶段,老板们变成了公司的董事长——其中以1996年底高天乐、高天放兄弟的天正公司年薪30万公开招聘总经理为转折点。
传说温州老板到国有大厂推销产品,一只手上写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另一只手上则写着“给我生意,回扣20%”。财源滚滚而来。
“温州的民营企业家,过去好就好在没文化。”洪振宁语出惊人,“而现在,对于温州老板来说,产生奇迹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他认为,以南存辉为代表的温州企业家证实了当地一个的说法:脑袋装得多,口袋装得多——这个朴素的说法,远比两分法的所有制理论和家族企业治理理论更能准确解释温州的变迁。
但是刘大源说:“别人眼红他们,我不。我现在心很平,一年赚30万就够了。”他现在的处世原则是,老老实实做自己的老百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律推辞。他每天都在睡懒觉。他号称自己也有一个“智囊团”,这个“智囊团”告诉他,凡事都要适度,否则压力太大,身体吃不消。

温州很多商界人士都认为,温州名气最大的企业家不是南存辉,而是王均瑶——尽管南存辉是温州民营企业的一面旗帜——这或许是因为王均瑶的光荣与梦想与已经浮现的社会价值形态相吻合。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光荣与梦想往往是不确定的片段时光,紧随其后的往往是混乱与迷惘。
在十几年之前,温州名气最大、热情最高的企业家是王均瑶的苍南老乡叶文贵。
1979年,叶文贵从北大荒回到金乡镇,7年之间,叶文贵一连创办了轧铝厂、高频机厂、压膜厂、仪器厂、包装材料厂等5个工厂,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据说,社会学家费孝通第一次到温州考察,在叶文贵的厂里转了好几圈,连连称道:“了不起的新型企业家”。

1987年有一个“当代中国优秀农民企业家”评选,温州惟一的当选者是叶文贵,并被誉为“模式婴儿”。就在这个时期,叶文贵作出了远比王均瑶更为浪漫的决策:在金乡点燃中国农民的电动轿车梦。然而不久,叶文贵就耗尽千万元的家产,没落下去。我们无法找到他。据镇上的人说,他现在就在金乡,深居简出。
“没文化”但有想象力的叶文贵,他的消失比“八大王”彻底。但也有比叶文贵更为彻底的消失:2003年2月12日,身价上亿的温州富豪周祖豹,在自己的老家乐清市蒲歧镇北门村边被刺14刀身亡,时年50岁。
周祖豹1993年来到北京大红门“浙江村”,创建了华北地区最大的皮毛交易市场。他所在的北京“浙江村”,历经动荡,生生不息,一直被视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另一个生存样本。
杀害周祖豹的凶手及幕后主使共有6人,有4个是乐清人。其中王伟坚、屠金安皆为温州知名富商,与被害人周祖豹原本惺惺相惜。与很多商人一样,他们基本都是开皮鞋店或租赁柜台倒卖服装起家,创业艰辛。
1998年3月,屠金安邀请王伟坚出资,和周祖豹一起共同筹办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辅料综合市场?后来改成祖豹毛皮辅料综合市场?。王伟坚和屠金安共投资160万元,加上屠金安前期投资30万元,共190万元。但是对于市场的控制权,据说周祖豹不愿任何人插手,于是关系逐渐闹僵。
后来,王伟坚与屠金安将他们两人在周祖豹市场的股份转让给杨金富,让杨金富以股东的名义同周祖豹谈判,如果钱要回来,杨金富可以拿走其中的一部分。双方协定,一切后果由杨金富承担。
杨金富多次讨要空手而归。1999年4月,杨带人来到周祖豹的市场,双方冲突,杨逃脱,但他带来的两个人被周祖豹的人抓住,一个被打瞎,一个被挑断脚筋。半年多之后,杨金富再次带人冲进市场。这一次冲突,导致了周祖豹的侄子周建波死亡,而杨金富一跑了之。
周祖豹不断催促警方抓捕畏罪潜逃的杨金富并查明幕后主使。2002年11月,潜逃两年的杨金富打电话给屠金安,提议抢先下手,由屠金安和王伟坚出钱,他来找人把周祖豹做掉。
3个月之后,血案发生。案发不久,凶手及幕后主使便被警方先后抓获。王伟坚被抓时,还在乐清的新世纪大酒店谈生意,当时他的资产大约是两个亿。
身为乐清人的环宇集团总裁王拓宇却说,这并非一个简单的有没有文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营造透明的竞争环境的问题,是一个如何保障公平的交易秩序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温州商人群体之间的人格化交易模式就不可避免,温州商人也就难以适应传统商业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的转型,就会承担更多的机会成本和经营风险。

与“八大王”不同,与叶文贵不同,与周祖豹和王伟坚更不同,王均瑶是一个并非商学院出身却努力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的典范,他对世界充满了经验性的认识,却比大多数人更为理想主义。然而,就在中国民营经济从初级模式向高级模式过渡的关键时期,理想主义者英年早逝。
王均瑶去世之后,一些医学专家发表言论指出,民营企业家健康状况形势严峻,精神压力过大是其根本原因——不少人都有潜藏的恐惧失败的心理,加之生活没有规律,睡眠得不到保证,最终导致免疫力下降。
据说王均瑶拥有15项社会头衔,应酬频繁。在人们眼中,他已经拥有了一个人一生所能拥有的任何东西。他的行事决策看上去有些浪漫色彩和英雄主义。也许时代需要这样的商业英雄,一个神话由此而产生,英雄也就在神话中生活。一个凡人进入神话生活,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认为,这一代企业家白手起家,许多事情从头做起来,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由于环境不够规范,压力来自各个方面。在摆脱了意识形态的风险之后,对他们的猜疑、非难依然很多,有些人甚至按照国外成熟市场经济的要求来衡量他们,所以他们这一代人特别辛苦。除非他们也像“八大王”那样回到市井,安于小康,否则必须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社会需要他们出来做一个榜样,而为了让自己的企业少受行政干预,为了防止方方面面的“剥皮”,他们也需要谋求一个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之类的身份。
王均瑶曾经被称为当代最开放的民营企业家,而在很多旁观者的眼中,温州也应该是中国最为开放的地区。但温州本地和浙江省内的一些人并不这样看。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说,在温州,政府官员往往介入具体交易方式,公共权力与私营经济两者不断地相互渗透,形成了一张“不可触摸的网”,造成了产权保护上的不公平,阻碍了温州经济社会的对外开放,并导致了民间资本的大量外流。
史晋川先生所说的这张“不可触摸的网”,绝非温州所独有。王均瑶从温州来到上海,面对的往往是同一张网。所以,当一个强势人物消逝,当一个民营企业面临权力传递,我们与其怀疑他们的家族治理结构,不如检省“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
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说,只有继续深化政府体制改革,才能为民营企业家减压,才能为民营经济创造更大的空间。否则,这一代人将注定成为历史的附庸者。他们像一群登陆的士兵,忍受着种种困惑与焦虑,步履沉重。
从这个角度说,王均瑶的英年早逝也为我们发出了体制预警。

( 本报首席记者 仲伟志 温州报道 1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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