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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适日记中的一则剪报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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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5-28 01:50: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 陈远


北大教职员捐俸建筑图书馆
??   胡适教授提议---------已得多数的赞成-------出于罢工运动之后---------尤足表示教职员之纯洁
??   昨天下午各校教职员代表,召集各该校同事,报告罢工以来经过及宣传复职情形。北京大学因校舍被人纵火,守卫甚为严密,故特假美术学校大礼堂开会。因天下大雨,至会者共五十余人。代表李大钊、谭熙鸿二教授将罢工后经过详情,一一当众报告。后由徐宝璜提议,该校教职员,对于该二代表之奔走和措施,加以感激和追认,众赞成,遂一致道谢。次由代理校长蒋梦麟报告校中失火情形,谓失火之后,由在校教职员组织委员会日夜轮流守卫,全体教职员理应表示感谢,并于复职后分任仔肩,全体赞成。次由胡适教授提议,“校中此次出险,幸立时设法扑灭,未至成灾,事后又由在校职员组织委员会分别守卫,故无发生意外之虑。但此种举动,究系暂时的而非永久的。北大图书馆何等重大,非特数十年来购藏中西书籍,为值甚巨,即论开学以来之公文案件,学生成绩,关系亦属非轻,倘一旦付之一炬,损失之大,何堪设想。此次教职员罢工运动,早已一再宣言,系维持教育,不为个人私利。本校教职员对本校有切身肺腑之关系,对于最重要之图书馆,自然同有维护之责。所以我提议,为免除北大图书馆危险起见,请今日到会诸君发起,将本校教职员本年四月份应得薪俸。每月薪俸在六十元以上者,全数捐作图书馆建筑费。每月薪俸在六十元以下者,自由捐助。此款由北大会计课分四个月摊扣,存储银行,作建筑新图书馆之用。次[此]议案由今日在会同人发起以后,持往各教职员传观,并请赞成者签名”。当时在场教职员全体赞成,惟对于办法上稍有讨论。马裕藻主张,“薪俸在六十元以下者只能自由捐助,未免轻视得薪较薄者之人格。结果将六十元以上或以下之薪俸。经多数赞成通过以后,均捐作图书馆建筑。均赞成,散会已七时矣。


??   这则剪报,粘贴于胡适1921年5月3日的日记之后,既无报名,亦无日期。我没有“考据癖”,故不想考证这则剪报的出处,但是这则剪报中涉及的各校教职员罢工的事件,却引起了我的注意。
??   这此罢工事件前后历时达五个月之久,原因则可追溯到1919年末,其时,北洋政府增加军政费用,扣克教育经费,为此,蔡元培与北京各大专以上校长曾于12月31日同时提出辞职。直至1920年1月情况才得缓和。但是,这种缓和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到了1921年春,象牙塔里的教授们“又不耐饥了,而且实在没法维持了”(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之前》)。因为“他们常常两三个月才能领到半个月的薪俸”(蒋梦麟:《当代世界中的中国》),同时,他们“也觉得政府对于教育满不在意,只是做他装点门面的工具”(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之前》)。北京大学等八校教职员遂于4月8日全体辞职,并通电全国。4月29日胡适从章洛声处得知,“靳云鹏和曹锟闹翻了,靳要辞职不干了,已把阁员全体邀住天津,决议辞职的手续”。使得“明天的内阁会议通过教职员认可的条件”的计划破产,胡适“五十日的风潮或许可以告一个结束”的猜测也自然落空。5月1日,政府正式宣布了三条解决的办法,次日的胡适日记粘贴有这则剪报,说的是这则剪报的内容:
?? 一、 自四月份起,财政部对于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及北京师范暨公立中小学每月经费、临时各费二十二万元未筹有的款及确实保障方法以前,由交通部每月尽先拨付财政部特别款二十二万元,充该八校及北京师范暨公立中小学每月经费、临时各费(按八年度预算支配)。此款由财政、交通、教育三部订明不作别用,俟财政部筹有的款或教育资金筹足时前项协款即行截止。一、其他教育部应向财政部额领之款(以向来额领之数为准),由财政部筹定拨付。一、国民九年十二月份起至本年二月份止之八校及中等各校积欠经费约四十余万元,先拨付一个月,与本年三月份经费同时并发;其余分为三期,由银行担保于四、五、六三个月各付一期。
??胡适在次日的日记中记载:今日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决议取消辞职。但上课尚未定期,因还有一些善后办法未了。5月10日,“梦麟来谈。教职员事,政府第一个月即失信用,至今无钱,经不能解决。现在内阁动摇,教育部无人,这事更不能收束了”。
??5月19日,政府发布公函:径启者:京师高等专门以上各校经费,前经议定办法,原为维持各校克日开课,以免诸生旷误学业。兹经国务会议决议,以该校迄未开课,所有八校教员薪费,应暂行停发,由财、交两部查照前意,储款以待,俟各校实行开课,再行照发。至从前积欠经费,仍照原意,分月陆续发给。其中小学校,现均照常上课,其经费自应由部按期拨发,等因。除分函外,相应函达,即希贵部查照办理。此致教育部。中华民国十年五月十九日。这一来便激化了教授们与政府的对立情绪。胡适在21日的日记中愤愤的记道:我们到要看看这个新上台的杂碎内阁究竟能硬壮到几时!这种话颇不符合胡适温和的脾性,但却透露了当时的教授们与政府的对立情绪之大。5月28日,“学校事似无解决。政府非取消五月十九日的公函,我们决无转圜的余地。有人想此时退让,真是做梦。”在这时,胡适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上是十分坚决的。

6月3日,“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不仅继续索薪,而且进一步提出“教育基金和教育经费独立”的口号,全体罢课。同日,北京十五校学生为维持教育举行情愿。国立八校教职员向政府索薪,在新华门前遭到军警殴打,受伤十余人。马叙伦在《我在六十岁之前》中评价六三事件的规模,“实在远过‘五四云动’”,但是,也许是我孤陋,无论是在文化史还是教育史中,我看到提及这一事件的时候,大都一笔带过。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当时,蒋梦麟已经在北大任代理校长,在他后来的那本“有点像自转,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的著作《西潮》中,对六三事件有一段极为生动的叙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找来翻翻,在此不叙。
?? 让我感兴趣的,还是胡适在次日的日记中的几则剪报,一条是《八校教职员呈国务院文》,以八校校长的名义上呈大总统和国务总理。里面说:“至此后校务行政,实再无法维持,更无力付此重大责任,请即日批准辞职,并迅速派员接替,不胜迫切待命之至。”与之相比,《八校教职员通电》则尖锐的多,通电在一开头便说:政府摧残教育,停给经费,同人等万不得已,罢课辞职,向政府力争,奔走呼号,心力交瘁,此两个月以来之事,已为国人所共见共闻。接下来,《通电》历数政府残害教职员及学生的种种行为。说“如此情形,实足为政府自暴其破坏教育、摧残民权之铁证。日本人所不敢施于朝鲜人民者,政府竟以之施于同人。同人等牺牲一身虽不足惜,然号称共和国家,竟有此等野蛮残毒之政府,国法何存,人道何存,瞻顾前途,伤心何极。现同人等除依法向法庭起诉外,谨将经过实在情形报告国人,惟国人速图谋之。”另一则是《八校辞职全团[体]教职员宣言》,内容与以上二则大同小异,故不节录。
??  7月9日,据范静生调停学潮已有十日,胡适给蒋梦麟打电话问学潮究竟调停到什么地步。蒋答复说:
?? (1) 六三事件,政府大概肯做到我们的条件。
?? (2) 四月三十日的阁议三条,可以履行。
?? (3) 最困难的是保证问题,---------值二百元的保证。
??  同日范静生对同一问题给胡适的答复与以上大同小异,可作互补:
?? (1) 六三事件
??  ① 谢罪与慰问,行的。
??  ② 医药费归教育部担任。
??  ③ 命令可由政府下,但须俟安徽事件了结之后。
??  ④ 两方撤销诉讼,略有手续上的困难,但做得到。
??  (2) 四月三十日阁议可履行;六月份经费可即发;前两个月不足之临时费,由各校以临时费手续领发。
??  (3) 保证金事尚未得张志谭的话。
??   当日的胡适日记还有记载:范先生颇主张保证金的做到。因为他觉得若无保证金,以后经费偶缺,或又致罢课,故不如做到一劳永逸之计。这时的胡适表现得颇为宽容,一来有性格上的原因,同时也是因为他觉得“时间问题很重要”,“已不能再缓了”。故表示“如二百万做不到,一百万亦可”。7月14日上午,“联席会议开会,对于条件都无甚异议,但担保品二百万一层虽已言明,而盐余分还一层不在条文内,--------因财政部不愿如此说,------故颇有争执。”但胡适觉得总算有一个“比较满意的解决了”。然而,事情并非像胡适想象的这样简单。就在胡适放心的离开北京,开始他的上海之行之后的28天,也就是8月12日,胡适在上海收到蒋梦麟的信,说“教职员复职后,八月一日的假支票领不出钱,银行说‘没钱,对不住’。我(和邓子渊两人)把静生找回来北京,费了须[许]多心。起初政府还天天说几天内发钱,至今更无期了,所以六月份款分文无着。今晨静生说,‘没办法了,政府就要倒了!’”
??文章到这里似乎就应该结束了,其实不然,我们可以回头再看看这些纪录。当时的教授们似乎和现在的教授有点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表现在对待自己的权利上面。中国人一向是“耻言利”的,尤其是知识分子。但是当时的教授似乎不是这么回事。他们不但言利,而且还大张旗鼓的言。但是,他们对于“利”似乎又不那么看中,这从文章的开头所引的剪报中他们对于捐献薪俸筹建图书馆的热情上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今天的教授们碰到这样的事情,我就想象不出有什么样的结果。另外,教授们对待政府的态度也让我感到奇怪,教授们手无寸铁,怎么就敢和残暴的政府相抗衡?但是政府好像还觉得教授们不太好惹,所以才会忽软忽硬,但是最终还是作了妥协。从事情表面的最终结果看,政府似乎和教授们存有某种默契,就是在处理事情的度上,都有一定的让步,譬如说“联席会议开会,对于条件都无甚异议,但担保品二百万一层虽已言明,而盐欲分还一层不在条文内”,在政府,这是欲保存一点颜面,在教授,只要大体上能过得去,细节上也就不再深究。虽然说最后教授们是受了政府的欺骗,但是却是因为“没办法了,政府就要倒了!”,一个即将倒闭的政府,当然不会再有暇来关注教育。知识分子对于教育界好像是很不满意的,当时蒋梦麟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北京的教育界像一个好女子;那些反对我们的,是要强奸我们;那些帮助我们的人,是要和奸我们。胡适紧接下来说北京的教育界是一个妓女,有钱就好说话。两位先贤角度不同,观点也各异,但是不知他们看到今天的教育会说出什么话来。
?? 当时的报刊也让人感到吃惊,他们好像不知道舆论是应该为政府服务的,而是倾向于与政府对立的一面。这从《八校教职员通电》中可以看得出来。真不明白当时的报刊怎么这样大胆。说实话有的时候是很不好玩的,但是当时似乎还可以有一点实话。
??  还有一点也让我感到钦佩,这涉及到胡适对图书馆的看法。我对于图书馆一向情有独钟,觉得研究文化史,不能不注意以前的图书馆,所有读书时总是注意先贤和时贤们谁比较重视图书馆。但是时贤的著作中对于图书馆,少有涉及者。或许是因为时贤们以为这是个小话题,不值得重视。但是读胡适日记,却发现这位开一代风气的大师对于图书馆却异常重视,在他的日记中屡有提及。当时的许多人都是很重视图书馆的,所以在胡适提出捐俸建馆是大家都没有意见。现在的学者们已经不像前辈们那样重视图书馆了,所以学问也不如前人作的扎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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