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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首发《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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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5-26 19:24: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冰点】
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
――观连宋访大陆有感
2005年05月25日 B1版

龙应台

  编者按: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和台湾亲民党主席分别率团访问大陆。可以肯定,以此为新的契机,海峡两岸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将会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交流和了解,相辅相成。两岸隔绝了近60年,台湾人民需要详尽、真切地了解大陆,大陆人民也同样需要这样去了解台湾。为此,我们特约台湾籍作家龙应台撰写专文介绍,供读者参考。

  《红灯记》在台北

  2001年大陆的报纸出现这样一则新闻:

  去瞧瞧《红灯记》里的共产党如何比钢铁还要硬!

  几经波折,不具国共斗争意识形态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终于跨越台海,2月8日在国父纪念馆舞台点燃红灯。这出称为“样板中的样板”的现代京剧,有让台湾戏迷仔细体会样板神髓的机会。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来台演出过程,不但通关审议一波三折,连剧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虑再三。中国京剧院原来已决定更改剧中出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字,当演员们都已经练好了新台词时,院长吴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于多数台湾剧场界人士的建议,还是决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地呈现样板戏《红灯记》的精髓。

  在这样的报道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

  台湾的政治愈来愈开放,但是开放到连宣传共产党“伟大”的革命样板戏都进来了,还真是令人惊诧;这是两岸关系史上一个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亲看一眼。

  看戏之前,刚好遇见最高教育主管曾志朗。所有大陆团体来台演出,都得经过教育部长的批准。曾志朗听说我当晚要去看《红灯记》,很高兴地说,“好看啊。不过他们对台湾不太了解,为了‘体贴’我们,把台词都改了,‘共产党’改成‘革命党’三个字,说是不要‘刺激’我们;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就共产党嘛。什么时代了。”

  当天晚上,我邀了三个八十岁的长辈一起去看戏:在大陆当过国民党宪兵连长的父亲,浙江淳安县绸缎庄出身的母亲,还有方伯伯,他在十七岁那年跟着蒋介石从奉化溪口走出来,千山万水相随,做了一辈子“老总统”的贴身侍卫。

  国父纪念馆有三千个座位,不是特别有号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订这个场地,因为不容易坐满。去之前,我还想,是不是经纪人不懂台湾政治现状?那是“去中国化”在台湾的政治角力中甚嚣尘上的时候。身为台北市文化决策者的我,如果致词时引用了司马迁或韩非子,会被批为“统派”,意思是对台湾“不忠诚”。为国学大师钱穆和林语堂修葺故居时,我被怒骂质问,“钱林两人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不可以用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的房子!”在这样的气氛里,来这样一出样板戏?会有几个人来看?

  红色的地毯,被水晶灯照亮了。人们纷纷入场。时间一到,所有的门被关上。我回头看,三千个位子,全部坐满,一个空位都没有。这是首演。

  灯暗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正式演出。

  没有手机响,也没人交头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静地看京剧演员如何在钢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现英雄气概和儿女情长,如何用唱腔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和个人的牺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边三个老人家,觉得很奇怪:父亲特别入戏,悲惨时老泪纵横,不断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坏蛋鸠山被袭时,他忘情地拍手欢呼。方伯伯一脸凝重,神情黯然。母亲,不鼓掌,不喝彩,环抱双手在胸前,一脸怒容,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演出结束,掌声响起,很长的掌声,很温暖,很礼貌,然后人群安静地纷纷散去。我们坐在第一排,看着人群从面前流过,七嘴八舌地评戏。一个头特别大的老人家大声说,“告诉你,李登辉就是鸠山!”旁边的人哄然大笑。大头老人家看起来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语:“他就是专门演毛泽东的名演员。”我赶快看他,果然,多年来在电视上演“万恶的共匪”,就是他,觉得面熟,原来长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轻人走过,谈论着“舞美设计”和“京剧动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国的《茶花女》或是英国的《李尔王》一样。

  父亲好像得到了戏剧的升华,很高兴地说,“日本鬼子太坏了!这个戏演得好!”日本才是敌人,这戏里的英雄好汉是共产党,他浑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母亲在一旁坐着,本来就冷淡,一听父亲的热烈“剧评”,真的生气了,冲着他说,“我不知道台湾政府是干什么的,让这种戏也来演是什么意思。它歌颂的是共产党你晓不晓得?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家人你晓不晓得?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哥哥是被他们三反五反杀害的!”

  然后她带点埋怨地瞅着我,“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

  方伯伯看起来心事重重,在我坚持之下,才慢慢地说,“前尘往事,尽涌心头啊……1975年,老总统遗体的瞻仰仪式就在这个大厅举行的,二十六年来,我第一次再踏进这个大厅,却是看这《红灯记》……他的遗体,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的地方……”他说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红灯记》演出的同时,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来台北访问的时候。刚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国际的追逐战中,他重然诺地首先来了台北,因为我在他得奖的半年前就邀请了他来台北作驻市作家。

  第一个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到来,我担心两种反应:一种是,用民族主义的激情来拥抱他,爱他是“中国人”;第二种是,用政治的意识形态来排斥他,骂他是“中国人”。在这两种反应中,文学本身的价值都会被淹没不见。

  其后所发生的,出乎我的预料:人们欢迎他,为他觉得荣耀,但是从北到南的讲座中,从“独派”到“统派”的媒体里,很少出现民族主义的激越语言,也很少剑拔弩张的政治解读。人们只是欢喜地聆听他的演讲,热烈地讨论他的作品,同时,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湾首发,引以为荣。

  看《红灯记》的平静,接待高行健的自然,发生在同时,使我深深觉察到台湾的质变。

  不,我们并不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肃杀。仓皇渡海的国民党是一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统治者,对自己没有信心的统治者往往只能以强权治国。风吹草动,“匪谍”无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肃,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诬陷、被监禁、被枪毙、被剥夺公民人权。“戒严”令在1950年颁布,当初决定跟着国民党撤退到海岛的许多知识精英,作梦也没料到,他们会在“戒严”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统治下期待回归祖国的台湾人,作梦也没想到,从殖民解脱之后得到的并不是自由和尊严,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高压统治。

  好几代人,就在一种统治者所精密编织的价值结构里成长。相信“党”的正确,因此我们不习惯政治见解的分歧。相信国家的崇高,因此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国家”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认知。相信民族的神圣,因此我们不原谅任何对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纯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们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堕落。而共产党,就是这一切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反面;它是“邪恶”的、“恐怖”的、“腐败”的、“欺骗”的、“罪不可赦”的。

  我们所有的叙述都是大叙述:长城伟大,黄河壮丽,国家崇高,民族神圣,领袖英明,知识分子要以苍生祸福为念,匹夫要为国家兴亡负责,个人要为团体牺牲奋斗,现在要为未来委曲求全。

  大叙述的真实涵意其实是,把我们所有的相信“绝对”化,而价值观一旦“绝对”化,便不允许分歧和偏离。任何分歧和偏离,不仅只被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确还可以被原谅、被怜悯、被改正,但是对于不道德,我们是愤怒的,义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弃,甚至赞成国家以暴力处置,还觉得自己纯洁正义或悲壮。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纪念版,因此有重读的机会。物换星移,展读旧卷,赫然发现,“野火”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为“个人”呐喊: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把责任,从国家和集体的肩膀上卸下来,放在“个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伟人铜像林立的国度里,试图推翻“大叙述”,建立“小叙述”:

  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野火》书出,1985年的台湾为之燃烧,二十一天之内经过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个不小心打开闸门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倾泻直下,冲出高筑的大坝,奔向辽阔原野。滚滚洪水一旦离开大坝的围堵,奔向辽阔,首先分岔出万千支流,然后喧嚣奔腾变成小溪潺潺,或者静水流深。

  《野火》之后,很多人反抗过努力过,游击队似的“党外”演变成正式的反对党,而反对党又惊天动地地蜕变为执政党;《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过努力过,从日据时代抵制殖民的赖和、杨逵,到后来拒绝屈服强权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陈映真。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台湾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体会:就为了打破价值的绝对化,就为了把大叙述打碎,让小叙述出现,看起来这么“小”的目标,我们花了好几代人的光阴。

  是因为不再相信价值的绝对,是因为无数各自分歧的小叙述取代了统一口径的大叙述,台湾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夸张过度,可以平静地欣赏《红灯记》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实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日子。

  如果你问我这一个台湾人,我们用六十年的时间学到了什么,我会说,我们学到: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叙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红灯记》,也有很多人基于政治的立场,是不愿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戏的人,有的只在乎戏剧的纯粹美学表现,有的人,譬如我父亲,被民族情感感动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亲,国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在六十年后都还淌着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里烙着忠奸分明的意识,根本无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时代的黑白颠倒。

  每个人都有自己版本的小叙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游戏规则:他必须容忍别人的叙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叙述被容忍。

  最高教育主管在公文上请演员保留原有的戏剧台词,然后签了字。

  连战访问大陆,人们在桃园机场打了一架。之所以会闹出流血冲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无所不用其极地寻找方式出名──政客们早就学到,制造冲突往往是出名的快捷方式。另一方面,台湾人分歧的小叙述在这种关键时刻被凸显出来:民主的时间还很短,很多伤口和痛楚,还没有愈合;很多纠缠的道理,彼此还说不清楚。

  对于有些人,历史的切身认知是,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比国民党的统治还要文明些。日本总督再怎么霸道,毕竟还受母体社会日本的法治所规范,而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已经经过明治维新洗礼的现代化国家,溃散到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低谷──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割据、五四学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国人连坐下来绑紧自己草鞋的机会都还没有。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国人”,是一个颇为不堪的形象。由于历史的隔阂又对“祖国人”的不堪没有什么历史的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同情或包容。

  紧接而来的高压统治,更令所有对“祖国”的期待破灭;1947年的“2·28”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释为单纯的“官逼民反”,处处发生,这些台湾人,从自己的幻灭和痛苦经验出发,却宁可认为,这是“中国人”对“台湾人”的压迫。把国民党的问题解释为“中国人”的问题,再将中国人和共产党对等起来,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代表不文明,前现代,野蛮。

  对于另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万中国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铭心的集体国族记忆,仇深似海。中国再怎么落后都是自己的国家。国共两党再怎么敌对,都不能和中日间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爱中华传统和文化,写书法,读诗词,研究老庄哲学,但是拒绝与中国这个国家组织认同。

  另一些人,讨厌中国这个国家组织,因此也想将中华文化一并摒除,拒绝说北京话,拒绝到大陆旅游。

  有一些人,怀抱极强的民族认同,盼望中国强大,至于用什么方式强大,以什么代价来获得强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国”的想像里,台湾只是一个历史的小小脚注。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国家看做一个有任何意义的单位。所有关于国家或民族的说词,都是统治者拿来愚民的神话。他惟一在乎的是,哪一种国家组织──殖民也好,托管也好,占领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给他最大的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国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长长的光谱,从“深绿”变“浅绿”,从“浅绿”逐渐转“浅蓝”,再化为“深蓝”。“深绿”是那坚持台湾独立大叙述的人,“深蓝”是那拥抱中国统一大叙述的人,在今天的台湾,都是少数;占大多数的,却是中间那一大段不能用颜色来定义,不信任任何“绝对化”的价值观的人。

  这些台湾人,和世界上任何其他人一样,渴望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家庭幸福,个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殖民和专制统治,所以他对于国家民族等等上纲上线的崇高大叙述往往抱持一种怀疑和窃笑,却极在乎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极在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的照顾,极在乎国家机器不侵犯他的隐私和人权。

  这样的台湾人,每天的生活内涵是什么?

  民主不过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谱上的哪一边,台湾人从头到尾就不曾觉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受过日本统治的台湾人固然被历史归位为日本国民,1949年渡海到台湾的则是彻底的“民国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是:中华民国代表正统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国,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历史“意外”。要到1991年李登辉宣告“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台湾算是正式承认了大陆政权是控制大陆的“政治实体”,也就是说,第一次试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做一个“平等”的存在。因为自觉是民国正统,所以台湾人从来不觉得自己要“脱离”中国大陆这个政权,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属于、从来就不曾效忠过那个政权。

  以军事“大国”姿态来看,“蕞尔小岛”的台湾人这种认知或许是可以被讪笑的,但是若宣称希望了解台湾人,那么台湾人这种深层的历史情感和心理结构,恐怕是任何了解的基础第一课吧。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是这个意思:

  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

  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当然,我绝对可以同时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颟顸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贫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

  不仅只是经济而已

  这个时候,再回头去读连战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讲,两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异常分明。

  连战是什么?他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国际法”和“政治学”的教授。宋楚瑜是什么?他有“国际关系”和“图书信息”的两个硕士学位,又是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博士。两个人都有国学的基础,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民主实践,但是在台湾一贯重视教育的环境里,这样的学识精英不计其数,他们不算特殊。而在台湾翻天覆地、竞争激烈的民主实验里,连战被视为厚道有余,能力不足,几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则每况愈下,被描述为极为负面的弄权“大内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机器中,已经是一个无比复杂的计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利益结盟的输赢估算,选民的结构分析,新闻议题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与否以及透露的时机推敲,效果的评估以及损害的控制……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眼光,每一个出现或不出现,每一个“遗憾”或“抗议”,都经过沙盘推演。台湾的民主政治,在华人世界里,可以说已经玩得“炉火纯青”。或者说,玩得过头,技术操作喧宾夺主,深刻的内涵反而被颠覆,使得“大说谎家”容易粉墨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头。

  这两个在台湾玩“输”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陆的政治环境中,品质反而折射出现。两个人都引经据典而不费力,都学通中西而不勉强。面对镜头,都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语言,如何传递一种诚恳的眼神和态度。

  同时,两篇演讲都是细致深思的作品,懂台湾政坛险恶的人,更能体会这两篇文章之不易。

  连战在北大,就从自由主义谈起。他谈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他谈台湾大学“争自由、为民主、保国家”的校风;他指涉杜威的实用主义,“以渐进、逐步的、改良的方式,来面对所有的社会的、国家的问题”;他提出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岔,又问,“我们要选择的到底是哪一条路?”

  他介绍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可是不忘记说,台湾的成就来自于经济发展之后开展出来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陆的经济成果同时,他紧接着赞美大陆基层的民主选举制度,甚至于具体地提到中国宪法里头对于财产作为基本人权的事实。更明确地,他指出,“整个的政治改革……在大陆还有相当的空间来发展。”

  宋楚瑜的演讲策略,在提出两件事:一是厘清“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一是,台湾最重要的成就不在于“富”,而在于“均富”。“蒋经国先生在执政台湾十六年当中,台湾每一个国民所得从482美金增长到5829美金,成长了11倍。但最高的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当中的差距维持在4~5倍以下的水准。”

  连战会不知道大陆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吗?他会不清楚目前极其严重的拆迁和土地剥削问题吗?宋楚瑜会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后面所隐藏的巨大的贫富不均?

  显然都明白,而且,都说出来了。这需要勇气,需要智能,也需要承担。连战选择谈自由主义,宋楚瑜选择谈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

  如果只谈民族感情和国家富强这样的“大叙述”,而这两个核心“小叙述”不在连宋的演讲稿中,我会觉得,这两人愧对历史。

  幸好,他们说了。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

发表于 2005-5-26 20:03:00 | 显示全部楼层
龙应台也说了,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
发表于 2005-5-26 20:51:00 | 显示全部楼层

好文章!

大陆专用“大叙事”统一台湾!

发表于 2005-5-26 20:58:00 | 显示全部楼层
龙应台所言,是许多人的感受。
发表于 2005-5-26 21:15:00 | 显示全部楼层
好文!
发表于 2005-5-26 21:30:00 | 显示全部楼层

前天我在文学艺术版里贴了中国时报的同一篇文章,是繁体字的,后来审查了半天好象是删掉了。

确实是好文章,这个立意算是高得去了。

发表于 2005-5-26 23:20:00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青年报》是这样原文照发的吗?怀疑一个

文章的切入点选的好,讲的实例又生动,收放自如。

好文章,说得好。以邻为镜,照见的都是我们的羞耻。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是这个意思:
.........

.........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 ”

“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

发表于 2005-5-26 23:40:00 | 显示全部楼层
希望有关决策层,也能认识到这是一篇好文,那么,龙女士此文就功德无量了。当民主生活方式能够被高层理解成一桩有利可图的事,换言之,为了追逐两岸统一这一最大的政治或民族利益,他们哪怕能从权谋的角度认识到,实行民主是一个重要的手段,事情也会好办得多。
发表于 2005-5-27 02:04:00 | 显示全部楼层
台湾版题目叫“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
发表于 2005-5-27 02:38:00 | 显示全部楼层
以下是引用庄朝晖在2005-5-26 18:04:17的发言:
台湾版题目叫“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

总比“你不能知道的台湾”强些。

发表于 2005-5-27 02:42:00 | 显示全部楼层

事情为什么难办呢,我想原因之一在于信息的不对称。

顶一下!

发表于 2005-5-27 03:28:00 | 显示全部楼层
以下是引用周泽雄在2005-5-26 15:40:25的发言:
希望有关决策层,也能认识到这是一篇好文,那么,龙女士此文就功德无量了。当民主生活方式能够被高层理解成一桩有利可图的事,换言之,为了追逐两岸统一这一最大的政治或民族利益,他们哪怕能从权谋的角度认识到,实行民主是一个重要的手段,事情也会好办得多。

旁观者清,当局者也未必迷:民主生活方式不难被高层理解成一桩有利可图的事,但难在未必只有利可图,利害不独存,利害相权孰轻孰重尚属未知;从权谋的角度说,惯例是“宁左勿右”。“最大的政治或民族利益”?最大不算大,还有独尊独大。
发表于 2005-5-27 04:31:00 | 显示全部楼层

奇怪了,为什么读大多数高人的文章总是累和费解,而每次读龙女士的都感觉那么明了和有说服力呢?!

高人们太高估咱普通人的阅读能力了,哈哈

发表于 2005-5-27 05:46:00 | 显示全部楼层
“连战会不知道大陆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吗?他会不清楚目前极其严重的拆迁和土地剥削问题吗?宋楚瑜会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后面所隐藏的巨大的贫富不均?

  显然都明白,而且,都说出来了。这需要勇气,需要智能,也需要承担。”

发表于 2005-5-27 05:59:00 | 显示全部楼层
以下是引用周泽雄在2005-5-26 15:40:25的发言:
希望有关决策层,也能认识到这是一篇好文,那么,龙女士此文就功德无量了。当民主生活方式能够被高层理解成一桩有利可图的事,换言之,为了追逐两岸统一这一最大的政治或民族利益,他们哪怕能从权谋的角度认识到,实行民主是一个重要的手段,事情也会好办得多。

泽雄兄恐怕不是党员吧,政治学习参加的少啊。

君不见现在派出所的墙上标语“维护共产党执政地位毫不动摇!”这才是最大的政治利益。

发表于 2005-5-27 06:23:00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述而兄和yxh66兄的提醒和补充。呵呵,俺啥都不是,一个业余码字工。当然,在体制内生存,也有过十五年的经历,脱离体制,倏忽也有六七年了,有些印象或感觉,好像也隔阂了些。
发表于 2005-5-27 06:53:00 | 显示全部楼层

你所不知道的台湾学子

几年前,台湾中正大学的一批研究生来上海,要看看上海的社区教育。听说浦东崂山的社区教育很有特色,我陪同约30多名研究生和他们的几位导师去崂山新村。

我们看了崂山居民的艺术品展览,看了他们的茶道表演,最后到了歌咏室。

不知道该居委会出于怎样的考虑,歌咏室里是一些老人,大约有40人左右。他们欢迎台湾年轻学子们的歌是“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个个唱得斗志昂扬。

作为接待他们的主人,出现这样的局面,我始料不及,不免心中焦急。这批台湾学子都很年轻,前一天,我们一起走进新世界,一看这么多的衣服,价格又便宜,一高兴,几个女孩竟然套上新衣服像模像样地走起了猫步。逗得营业员们笑弯了腰。听说晚上回到宾馆,他们竟然在走廊里陈列他们之所购,开了一个购来物品展览会。他们还是道道地地的孩子。

我没法阻止那些斗志昂扬的歌者,我不知道我眼中的这些半大孩子如何反应。说话间,歌唱完了。也许,唱歌的人们和我都无法预料的是,歌声一止,随即响起的是一阵热烈的掌声。他们一脸认真,极其真诚地鼓掌。

有些唱歌的人脸上讪讪的。

我也鼓掌,为他们的气度鼓掌。

心中很难为情的是,如果换了我,我也许做不到。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5-26 22:55:28编辑过]
发表于 2005-5-28 07:04:00 | 显示全部楼层
连战是什么?他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国际法”和“政治学”的教授。宋楚瑜是什么?他有“国际关系”和“图书信息”的两个硕士学位,又是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博士。两个人都有国学的基础,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民主实践,但是在台湾一贯重视教育的环境里,这样的学识精英不计其数,他们不算特殊。而在台湾翻天覆地、竞争激烈的民主实验里,连战被视为厚道有余,能力不足,几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则每况愈下,被描述为极为负面的弄权“大内高手”。

还是龙应台厉害呀,偶们这儿的政治庸人,二流政客到你们那里也算是NB了。怪不得现在说北大的学生很cynical。那帮水利,电机工程师把持朝纲那么久,清华成了“立功科”大学,不看破红尘行吗?

发表于 2005-5-28 07:27:00 | 显示全部楼层

这篇文章因为是乘着连宋的热潮,或许是把关的打了盹。恐怕现在正在吃批评哩!

想不到连宋一回,国大选战就输,白白让这两个老小子在大陆宣传了“民主”和“均富”,而自己却连个“统一”都没有敢强调,牺牲太大了,损失太大了,而且居然还给龙应台这篇文章来点穿,真为全能的代表们一叹!

这几天有关的宣传报道一下子消失,大约正在闭门检讨这次信息不对称、损益不平衡。

发表于 2005-5-28 18:27:00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对连宋及其党派的看法与龙先生完全一致。连战忠厚严谨,学者风度,更适合做教授,不适合做党派领袖,反应太慢。宋楚瑜太夸张,灵活机动有余,稳健老辣不足,做政治工作欠火候,做个中小学校教师兼校长是很称职的。党派和人一样,傲慢难免倒台,下台使人谦虚,谦虚使人进步,国民党终于有个谦虚谨慎的样子了。当年,国民党最初也是人民拥护的革命党,推翻封建专制功劳大,打日本功不可没。大权在握,执政在台上的时候多么可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任何党派及其领袖要始终不懈地,如同爱自己亲属手足一样爱自己的国民,在需要群众支持的时候再去联系群众,那就迟了!
发表于 2005-5-28 19:22:00 | 显示全部楼层

陈仓兄标准太高了,现在环球,有任何党派及其领袖要始终不懈地,如同爱自己亲属手足一样爱自己的国民?我严重存疑。

标准太高,就会有所失落。

发表于 2005-5-29 00:51:00 | 显示全部楼层

好文,足以破障,转往“知道馆社区”www.zhidaoguan.com

发表于 2005-5-29 00:58:00 | 显示全部楼层
龙应台的启示

●林达

  

  我和龙应台同年。当龙应台在海外旅居十年,回到台湾,一边当教授,一边一篇篇地写她的《野火集》时,大陆文革结束,大学恢复招生。我在遗漏了中学、失学十余年后,终于有机会上完大学。80年代的中国大陆比台湾更封闭,当时我的状态,恰好处于应该受龙应台启蒙的位置。多年以后我移居美国。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之后,再回看中国,又有了类似龙应台当初从国外回台时的体验。所以很巧,我有如此两头的感受。

  

  龙应台从小生活在台湾,去国一程将近十年,初次回去定居,她变得"容易生气"。这让我想起自己的经历。在离开大陆两年多以后,回去了一次。两年多的时间很短,可是,一切以前感觉理所当然的事情,出乎意外地变得难以接受。我非常惊讶:中国还是原来的样子,我怎么了?我后来明白,两个不同源头的文明,若选择在一个小人物身上冲撞,发生的事情,就可能叫作悲剧。但是,龙应台在把它化为一种积极的力量。

  

  这个世界很大。资讯的开放,使得和国际接轨变得容易。逐渐知己知彼,就会自然作出调整,面对外部世界,不再感到紧张。这是很关键的一步。曾经有过的过度自卑和自尊,是源于对世界的陌生。因此我相信,当年龙应台让人感觉惊讶的一些话题,已经在今天的台湾成为常识常情。可是,我也相信,龙应台话题背后、她在传达的那一个世界,人们仍然需要了解。这就是龙应台始终不会过时的原因之一。

  

  今天台湾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现代社会规范,其实是移植于异文化。这样的制度在它的原生地,也经历千年磨炼、经历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不断互动,是一个与历史俱进的漫长过程。这种制度在中华文化圈的移植是"一朝落地",难以马上生根。因此,需要象龙应台这样,有强健胃口能够消化异文化、又土生土长熟悉本土文化的人,担当一个过渡桥梁。

  

  我们常常看到,象民主这样的概念,会成为非常奇怪的东西。虽然那是大家耳熟能详、张口就来的名词,在讨论中频频地运用,可是,这并不是说,大家在讲的就一定是同一回事。在民主和民主、自由和自由、政党和政党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认知差异。所以,在争论的时候,有时就是鸡讲鸡的,鸭讲鸭的,似乎在使用同样的语言和名词,实际上讲的却不是一回事。

  

  先是概念就来自外来文化。当它引入中华文化、用"汉字"来表达时,这些"字"携带着它本来已有的灵魂,又输入一些外来的血液,以一个新的面貌,开始自我表述。然后,在我们脑子里形成固定印象,形成新一轮的概念。它们和原来的本意,可能并不完全相同。就如同现代政治的政党概念,进入中华文化,常常会出现一种同生共死、忠诚不二的组织压迫感,而在它的原生地,却是轻松自如、随意切换的个人观点选择,而它的基础,又是文化上价值的个人取向。那种散漫和疏离,和中华文化中传统的家族、小团体的紧密联系,完全不同。而那些离散的个人,又由于西方文化中宗教的影响、结合从市民走向公民的传统,形成了具有公民责任、公民权利、公德心、自我反省、自我约束的社会细胞结构。如此走向一个法治的自由社会,乍看上去,一盘散沙各行其是,实际上却是有章有法。这是民主制度的基础。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大部分残存的集权制度,已经穷途末路。一个学者,要有能力理解和指出集权制度的不合理,已经不需要很高的智慧。可是,要预警制度变更之后,社会适应的难点,却并不容易。在一个集权社会,推出一个反对党似乎是重要的。可是,在民主社会诞生的一刻,社会面临的难题马上就截然不同。人们会发现,反对党的生存不再需要呼吁,相反,可能是突然冒出的一百个政党面对如何共存而束手无策。新的政治家们、包括学者们本人在内,也立即面临一个学习过程。如何塑造自己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作为普通公民的平常心,平衡自己的公民权利和责任;如何拒斥权力诱惑,在一个公民社会平等地生活。每一个从集权社会脱胎出来的人,可能都必须经历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渐渐学会。然而,唯不同观点的平等交流成为社会常态,不同政党才可能摆脱你死我活的争斗文化,成为各种民意正常表达的渠道。民众唯有成为一个个具有良好素质、独立意识的个体公民,才不会轻易被政治家调动,成为他们手中任意操纵的工具。

  

  《野火集》的出版在当时的台湾引起震动。那是社会质变的前夜,是多年郁结在有待解开的时刻。台湾民主化以后,人们回想龙应台带来的旋风,更清楚地看到,那些社会批判,其实是推动制度变革的一个动力。这也使得一些人读到《野火集》,常常理所当然地,就把龙应台单纯解读为"一把野火烧向专制的斗士"。龙应台出现的时机是一种优势,也是一个容易被误解的指针。龙应台的批判性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显象,人们也因此可能忽略隐隐在下支撑它的基础。

  

  龙应台在一个尚未"解禁"的集权制度下,不仅是如其他知识分子所做的,直接抨击集权制度,而更多地是把批评直指社会的非公民化、即公民社会特质的缺失,直指包括每一个个人的公民意识之淡薄。她批评台湾教育的核心,是指出教育没有在为公民社会作出准备。龙应台的眼光在当时是超前的。龙应台根据自己对世界和台湾的了解,或许预见到当时台湾集权制度的瓦解,并不是那么艰难和遥远。可是,龙应台一定知道,在它瓦解之后,一个移植的制度,会立即面对公民社会的单薄基础,面临根系深入的障碍。因此,龙应台不是简单地冲击集权政府,促使它的解构,而是提前让民众理解,民主不仅是一个政治制度,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固守中华文化圈传统社会的许多旧观念,并不利于这个制度的存活和生长。这个方向的批判,其实需要更大的智慧和勇气。

  

  在集权社会的末期,站在民众的立场,把矛头直指专制政府,虽然被政府所不容,可是你的身后自有万千民众的支撑。龙应台从一开始就放弃有利地势,选择站在一个孤立的位置。不仅批评政府,更多地是尖锐刺向每一个人的内心:你有没有为一个民主的公民社会做好准备,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假如不是,先改变你自己。面对中华文化圈,龙应台不避讳她的思想资源的异文化源头;面对民众,她紧追不舍地指出每一个人的弱点和未尽的公民责任:

  

  "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就有几流的社会、几流的环境",至今读来令人惊心动魄。

  

  这样的尖锐不仅是在检验龙应台的勇气,更是在检验当时大多数台湾民众的水平,能否消化一剂重药,激发出自省的能力。二十年飞快地就过去了。那个旧日台湾,已经成为遥远的故事。可是,《野火集》内涵的前瞻性,一些和特殊时代背景相连的政治批判已经过时,《野火集》依然生气勃勃。它不仅是一个历史记录,还是仍在燃烧中的野火。因为,龙应台的预见,在今天的台湾变为现实。

  

  而龙应台的尖锐并不走向居高临下。除了个人素质,也是在一个平等社会中,长期地接受潜移默化的结果。你感受到平等,她也是和你一样的一个公民。这种分寸感对一个传播火种的知识分子,常常很难拿捏。从中华文化圈里出来,很多人能够做到文字优美、内容正确、逻辑严密,可是,也许是我们习惯了这一文化中"士"的特殊位置,对自己的定位定调往往会"开低走高",作社会批判时,会忘记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批判的烈度越大,自我的位置就不断上升,不能持之以恒地维护和读者对话的平等。因为在这个文化中,历来缺少平等的概念。对于我们,自己的"低调"还是理智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反应。

  

  相比二十年前,中华文化圈里的知识分子,都有了更大的舞台来表现自己。可是,要留下不但能够震撼当时,更能让人长久回味、影响深远的文字,就不仅需要扎实的文字功底、思想的力度,还需要许多其他的东西。龙应台在给我们启示。阅读龙应台,我常常想到,刺破平静水面的锐利冰峰,它也许只露出一角,可是,你总是可以在这水面之下,找到沉沉稳稳的一个
 楼主| 发表于 2005-5-30 17:32:00 | 显示全部楼层

龙女士该文竟能发在中国青年报冰点,我当时也感到很惊奇。但的确是发了,我是拿着报纸看完后找到电子版发上来的,据说全文只删掉了一句,其他一个字都没改。这种文章,该报绝对不敢擅自做主。去年年底该报刚被整顿过,前主编也到我所在单位做了一把手。目前的一把手是从人民日报过去的,可想而知,这文章必须得由高层人士批准,中**宣**部都不敢批准的。当然,我们猜测可能是要摆出一副姿态给台湾人看,所以,发这样一篇文章。

龙女士的文章的确很浅显,但又能传达非常多的信息和思想。这恐怕就是所谓“简洁”吧。去年龙女士在北大做演讲,谈她做文化局长时所做的事情和其他一些故事。有学生提问:龙女士对民主是怎样理解的?龙很惊讶,反问道:我刚才谈的难道不是民主吗?

发表于 2005-5-30 18:50:00 | 显示全部楼层

“龙女士对民主是怎样理解的?龙很惊讶,反问道:我刚才谈的难道不是民主吗? ”是呀,龙女士说得很清楚了,民主是柴米油盐的生活方式、是小叙述,现实是我们有太多的高谈阔论、太多的清议、甚至把民主弄得很玄妙,农民却能把海选村长做的有板有眼、不折不扣。现实的问题是需要一点点切实的去做,去寻求突破,去努力实践,去争取那一点点的进步。

发表于 2005-5-30 19:02:00 | 显示全部楼层

吼吼

冰点被关闭了,估计那编辑日子不好过。
发表于 2005-5-30 20:27:00 | 显示全部楼层
打了盹后醒过来了
发表于 2005-5-30 21:55:00 | 显示全部楼层

幸好,他们说了。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

可能是,但清華,北大的學子都讀懂了嗎?他們一厢情愿地等連戰和宋楚瑜舉抬緊握拳頭大喊"打倒台獨",最終失望而回,到了提問時也是百般的挑逗,硬要他們表立場,但不得要領,只有一哄而散.

发表于 2005-5-31 05:32:00 | 显示全部楼层
以下是引用芥末在2005-5-30 11:02:27的发言:
冰点被关闭了,估计那编辑日子不好过。

什么时候?中国青年报官方网上,文章还在呀?

发表于 2005-5-31 06:33:00 | 显示全部楼层

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先贤胡适之的观点。 但,民主又不仅仅是生活方式,更重要的,它是人类公共社会的组织方式,其核心便是“权为民所授”。

龙应台很聪明,知道“权为民所授”在这边不便谈,便从生活方式的角度谈民主,把民主视为生活方式的选择,大叙事化成了小叙事,这边能放行,又举重若轻,该表达的都表达了。真是会做文章也!

至于“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这不正是两岸统一的关键吗?大陆主张“一国两制”,那边的小马哥一字之改,说“一国良制”。什么是良制?能保证“自由民主和均富”的制度就是良制。等大陆做到了这一步,再说统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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