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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孔孟"礼、忠、义、仁"之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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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23 00:08: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孔孟"礼、忠、义、仁"之真谛
                                                                                 ——致不爱深究《论》《孟》的读书人

                                                                                          周诗淳

     孔孟之道,自古以来,就开始被形形色色的人各取所需,任意解释了;当代,深究《论》《孟》的读书人确实不多,孔孟之道更是被人误读。在下为积德尊儒,当仁不让,小议其"礼、忠、义、仁"之真谛——礼为"尊"需、忠非乾纲、义乃天下、仁在贵民。

礼为"尊"需

人,生活在需要里。除了对“饮食、男女” 的需要,还需要“安全感”、“爱”、“尊重”,这三种最基本的心理营养。人,能够得到安全感、爱、与自己相应的尊重,社会自然和谐——可以说,尊严最为重要!古今中外,因为尊严受到伤害而拼命的事不胜枚举;对“尊重”的需求,是人生自家庭到社会都不可少的。比如当今世界各国首脑人物出访的礼仪……;企业、家庭、亲友相会、相宴的礼仪……

是董仲舒为取悦汉武帝,对孔孟思想进行了史上的第一次大篡改,开始异解了孔子对礼仪而言的“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及孟子对和谐社会关系而言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夫妇有别,指夫妻在家庭职责上的差别,而非地位上的差别](《孟子·滕文公上》),把它们变成了“王道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附上阴阳学说,进步论述其尊卑关系,将政治法则与人伦关系构建于自然(天道),说“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王道三纲可求于天”;“王者配天”——-将皇帝归类为“天”,是理所当然的“天子”。因此,“一国之君……至贵无敌”,(见《春秋繁露·基义》《春秋繁露•阳尊阴卑》)天下百姓都应该"君临天下,万众叩首"。如此,汉武帝当然接受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世的统治者,当然接受形形色色迴避或轻描淡写"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孔孟精髓、打着孔子招牌的变种儒学——如史上著名的程朱理学。

其实,"皇权、父权、夫权至上的封建礼教",并非源于孔孟——孔子说:“君主使用大臣应当以礼相待,大臣事奉君主应该以忠诚相待”(“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所谓做大臣干的事,是用正道来事奉君主,如果行不通就不干!”(“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

孔子不是他的学生曾子那样囿于礼,不尊重亲朋及学生的感情,临死竟拘谨易𥱊的书呆子;他在对待丧葬的礼仪、礼节,就数次机智违反当时的礼教,重在尊重活人的感情。(请见敝文<孔子待礼探深>http://blog.gmw.cn/blog-34141-510980.html

对于礼,孟子与孔子一样,是考虑得极其深远的----礼,必须尊重生命!如他指教梁惠王说:"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孟子•梁惠王上》)——"为其像人",诱发用奴隶殉葬,所以十分生气地咒骂"首先作俑来殉葬的人,难道不绝子断孙吗!"

忠非乾纲

董仲舒大树"天子"(人主、上)之绝对权威,说"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前汉书·董仲舒传》);"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特意把“忠”放在他制定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之外,将“忠”作为只有皇帝才可以享受的特权:"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心止于一忠者,谓之忠。持二忠者,谓之患。” ;"是故《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功成事就,归德于上,所以致义”(《春秋繁露·天地之行》)。

     其"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还敢说皇帝无德不英明吗?——"功成事就,归德于上,所以致义"相当于现代说的"归功于毛主席……"。另外,没想到洋洋洒洒的大部头书《中国历代大儒•公羊大师董仲舒》一章的結尾竟然说:"董仲舒就是这样一位上继往圣起絶学,后为万世开太平的杰出经学家。"这,实在经不起推敲!比如儒学经典《中庸·第三十七章》说“唯天下至圣……配天”,董仲舒却说“王者配天”,君王是当然的“天子”。虽然从古书上见到孔子、孟子也称君王为“天子”,那只不过是礼貌的从俗称呼而已,而董仲舒却把"天子"这名不符实的称呼变成了像父母、子女、夫妇这样实实在在的人伦称谓,并在他著的《春秋繁露》里创立整套的理论体系来支撑其说。他的书仅仅是为己所用地引用《论语》,基本不用《孟子》;反对孟子“人性本善”的理论,说什么“善甚难当。而孟子以为万民性能当之,过矣!”“真天……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意思是:孟子认为人民本性善良的说法错了!是上帝特意法定君王来管教不善的万民。其实,老百姓也是"天子",只不过董仲舒将其变为了皇帝的专利——古代史册、“五经”里的《尚书》说:“上天降生了老百姓,给他们立了君主,立了老师,只是叫他们协助上帝宠爱老百姓。”("《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尚书·泰哲》又说:"天所看到的是从我们老百姓的眼中看到的,天所听到的是从我们老百姓的耳朵里听到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然而,后世的统治者大都把“民为贵”变成了“为民作主”——“宠之”变成“作主”后,老百姓经常受到政治蒙蔽,失去了种种利益……
   
韩愈也是董仲舒式的人物,他大反“民为贵”, 特树皇威,说什么“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也” ;在其《原道》说:“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为君;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

     宋.朱熹为悦君得贵,更是将董仲舒的学说发展到极至,并纳义入忠,说:“臣之于君,竭其忠诚”,“此天下之大义,不可须臾少忽也!”;进一步发挥“王道三纲” ,说“臣子无说君父不是的道理,此便见得君臣之义处” (《朱子语类》卷十)。"为尊者讳",更是成为了中国人的"优良"传统……

程朱理学还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顺命》“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发展到禁止寡妇再嫁,说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卷二十二)腐儒们并将此说扩展成愚忠的格言。如此,给董仲舒的“子不奉父命,则有佰讨之罪。”(《春秋繁露·顺命》)等自上而下的、人压迫人的皇权、父权、夫权制度增添了新的"儒"理支撑。

然而,孔子在《礼记•礼运》里讲的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并且绝非说说而已。如《礼记•檀弓》 记载孙子的孙儿"子思之母死于卫……", 有注解道:“子思,孔子孙,伯鱼之子。伯鱼卒,其妻嫁于卫。” ——-孔子的儿子死了,儿媳妇因此改嫁到外国,主张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孔子,当然不会让她忠于亡夫而守活寡!对于妻、儿,孔子是尊重有加的。如《礼记•哀公问篇》,孔子对向他请教政事的鲁哀公说:"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

皇权、皇威,自古以来就有犬儒维护;到了现代,一样不乏其人。有关毛万岁的事就不用说了,如"国学大师钱穆当年曾被大陆列入战犯名单,最近却成为大陆学者们五体投地的尊神"的钱先生,"则突出朱熹在历史上的地位,把他与孔子相提并论,看作是中国思想史上两位最杰出的思想家"(《钱穆评传•集孔子以来之大成者:朱子》——可是,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对钱穆的“汉唐盛世是一个一统的政治和平等的社会”进行驳斥所说:“一个历史学家这样歪曲历史,实在令人纳罕。……也许钱先生立论的主旨不在用以‘变’古,而求所以‘饰’今。”这,不能不令人怀疑钱穆有意用程朱理学(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儒”学)来改变孔孟之道的儒学。其实,叶圣陶先生早在民国时期就指出:"朱熹的著作极多,他所注解的书风行天下,他的教义差不多就成为国教……政治势力作一派学问的护法,就使一般的人奉命唯谨,再不想挺直身子自己去辟道路。所以崇朱的归结,是养成些恭顺附和的人,思想界现出萎靡的气象。(《〈传习录〉注释本绪言》);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再论〈论语〉》一文,也说朱熹“对四书五经的注解 ……问题太大……六七百年来,所有四书五经,孔孟思想,大概都被限制在‘朱熹的孔子思想’中。”千真万确!

当人们从《火与冰》上看到 :钱穆先生认为"秦汉以下中国人的传统政治是一种亲和性的政治”,“中国人不贪利、不争权、守本分、好闲暇,这是中国人的人生艺术。谁又肯来做一个吃辛吃苦的专制皇帝呢?”;看到钱穆吹捧蒋介石“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看到李敖的《蒋介石研究·蒋介石与钱穆之间的一些臭史》——钱穆奉承蒋介石“继续担负光复大陆之重任”;“钱氏‘百万字以上之著述’,目的不过是‘所以报我总统生前特达逾分之奖诱于千万分之一者,则亦难此而止耳。’”不能不令人反感——原来“钱氏‘百万字以上之著述’” 都是为蒋总统"逾分之奖"而写的。真正的儒者,不会这样吧?

如果说孔孟无原则忠君的话,就绝对不可能重民轻君,把人民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如孔子说:"国家失去道义,做官拿工资,耻辱呀!"(“邦无道,谷,耻也!”);“不居住在动乱的国家”,以免生命受到威胁(“乱邦不居”《论语·泰伯篇》)。这,在有的人看来,非但不忠君,而且不爱国……

为了复兴远古时代的"公天下",孔子还可以造反。对此,《论语·阳货》《史记·孔子世家》都有相似记载——“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公山弗盘踞费城图谋造反,要孔子去,孔子打算去。子路不高兴,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罢!为什么一定到公山哪里?”孔子说:“他叫我去,难道我会白去吗?如果有用得了我的人,我就使用周公之道在东方复兴啦!”);另一次是佛眸在中牟造反,叫孔子参加,孔子也动了去造反的念头。

在孟子的眼中,君王绝非什么"真命天子"。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甚至幽默地对待前人造反诛杀暴君纣王的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有伊尹之志,则可”夺昏君之权。(《孟子·尽心下》)这易位、夺权的主张,就连现在的有些统治者也非常反感......

对于"忠君",还可见于当代出土的郭店楚简 ——《鲁穆公问子思》(篇名为后人订)录有如下两句:

鲁穆公问孔子的孙儿子思:“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始终指出领袖的缺点的人,算得上忠实的下属哟!”)

义乃天下

对于传统的仁 、义、礼、忠……,自古以来统治者大都喜欢“忠义”;用“精忠报国”来贯穿人生教育的整个过程,把国民胶柱在“精忠报国”的战车上。屈原的"义",诸葛亮的"义",方孝孺等忠臣的"义",都没有以"民为贵……"为然。这,就连学富五车的大儒黄宗羲他们也没悟到孔子说的:“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论语•里仁》;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规定要怎样干,没有规定不怎么干,只要与道义并肩就行了。)的道义;为这道义所干的事,绝不能“功不至于百姓”。这"义",远远超越了"忠君王不事二主;为朋友两胁揷刀"的境界——即使像黄宗羲这样史上的大儒、被有的学者誉为“中国的卢梭”,他也没有觉悟到孔孟之道的“泛爱众”是以天下生命及世间安宁为最基本原则,是不分国界和种族界线的。从明朝灭亡,一直到康熙元年,黄宗羲都在坚持不懈地进行反清复明的武装抗争。满清统一天下已久,百姓基本安居乐业时:康熙十七、十八年,清廷屡屡“以礼敦请”他做官,然而他也和那些忠君之士一样,矢志不事二主。他们那样拒绝将自己经邦济世之才造福百姓,岂不迂腐?他们难道不可以为清廷从事"功在百姓"的事吗?他们如果去亲民、爱民、为民当官,能叫"不忠不仁不义"吗?孔子、孟子毕生追求的是仁政,是普天下百姓安居乐业的“大同”,何况明朝已经灭亡——朱皇帝的国家灭亡了,并不等于老百姓的家都灭亡了。这时,应该与百姓共存亡,而不是与君王和名不符实的国家共存亡,而不是再杀出一个“反清复明”的“乱邦”。

这里,不得不再说一下害煞人类的另一种"君臣大义"——“各为其主” 。例如,李敖、沈醉就还没跳出“各为其主”,“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理念。在李敖的《横眉对乱世·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一文里,登载了国民党的乔家才将军给他的几封信;乔将军指责李敖:“沈醉不仅是‘反复小人’,而且卑鄙无耻。你捧他‘此公纵小人而有圣人行’,未免过火”。李敖在该文附上了沈醉《不是答辩 只作说明》的文章——沈醉说他著的“《我这三十年》……写道:‘有人说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怎么也想不通……所谓罪者,只是由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缘故罢了。’”

对于那些“各为其主”,从事非正义战争、穷兵黩武的杀人犯,本来应该仇视——使人惊诧的是:2004年,李政主编的丛书《与名人有约·影响人类文明的十位军事家》的封面上,竞将希特勒的元帅隆美尔的相片排列在朱可夫、艾森豪威尔、巴顿、蒙哥马利的前面,并在这五张像片的下面印上“用伟人的事迹激励我们,远胜一切的教育”。真是太意外了!为杀人魔王希特勒任警卫部队总指挥、元帅,指挥千军万马不断屠杀世界人民的魔头隆美尔也是“伟人”! 如此,那含着泪水向犹太死难者纪念碑下跪——又代表德意志民族的国家在华沙死难者纪念碑前认罪、忏悔、下跪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作何感想?这样做,岂不有悖二战时纽伦堡德国战犯审判默认的原则:“犯罪行为不能借口是在政府命令下做出的而得到宽恕;良心这个判官应在法律的权威之上。”

真是:“各为其主”把有些人变成了缺乏人性的狗奴才(对于主子的道德品质如何,狗是不过问的)。

想想古往今来那些在战争、在苛政中一批批无辜死去的成万上亿的人们,我们才会明白太史公司马迁为什么要用史上无人可配的言词来赞誉孔子,才会明白为什么孔子要高标准要求自己和学生:“邦无道,谷,耻也!”("国家不存在道义,当官领薪水,羞耻呀!");为什么孟子的学生要把老师的"义""利"之说,摆在《孟子》一书的最前面。

孟子对于"义"的高标准,至今令人不解或汗颜——他认为人民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国家不能以利为重!在《孟子》一书开章明义的《梁惠王上》,首先就提出"何必曰利!"——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如果重利而轻义,他们不夺取[国君的地位或生命]是绝对不会满足的。没有讲仁德的人会遗弃自己父母的,没有行道义的人会怠慢自己君主的。大王只谈论仁义就行了,何必谈利呢!")

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为《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作序写道:"孔子之言‘大同’,俱能超现实,而悬为未来世界政治上最高之鹄。"爱,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应为人类的文明服务——"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们在巴黎的例行聚会中,谈到21世纪人类需要什么思想时,几经斟酌之后的答案不是别的,正是孔子的思想。";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宣言》中表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从2500年前的儒家那里寻找智慧。”这说明孟子论"义",至今领先于他的时代——我们可以推想,人类社会如果都轻钱财而重道义,经济掠夺……巨资备战,还会在丛林法则下永远不息吗?

仁在贵民

自古至今,就有御用文人、既得利益者故意异解孔孟之道;有的学者,似乎也忘乎尧舜禹汤等明君志在贵民的史实;类似说"古代的“民主”正是“为民作主”,“民为贵”也只是这种意思"(《论语今读》),不乏其人。其实,“为民作主”与“民为贵”是不可等同的两码事。他们无视"民为贵"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里的语境,为統治者把与"民为贵"比较的"社稷次之;君为轻"切开抛去,进行断章取义了。有很多学者讲孔孟之道,根本不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著名学者、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1999年和几个学者在岳麓书院讲学,“通过电视、通过卫星和网络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广泛的社会层面上被人们所接受。”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见到的是一片对朱熹的赞扬;杜先生在《儒家人文精神与文明对话》的正题《层层深入的修身哲学》一开始就推崇说:“朱熹是《四书集注》的集撰者。他明确地提出我们应该顺着《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顺序去了解儒家的核心价值”,只字未提朱熹的“集注”篡改、异解了孔孟之道;在其演讲的所有内容里,根本不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另外,杜先生在"答听众问"的《怎样才能避免文明的冲突》时,竟然信口开河说:"哈佛的名气就是钱和权……有一批既无銭又无权的人……朱熹、张南轩、王阳明、早期的孔孟、子思都是这样的人。"不对!这里单说王阳明:

明·嘉靖七年,王阳明大概为了报效皇帝授予他在广西思恩府、田州府平乱时“便宜从事”的宠信「特权」,不待诏命而移师八寨、断藤峡两地,一举“剿灭”了朝庭长期镇压不下的僮、傜少数民族起义军,“残酷屠杀了无辜百姓15000余人”——再考《明史·列传·王守仁》「卷195;传83」,知王阳明因“征抚交失,赏格不行,受责……”;王阳明 “令布政使林富率苏、受兵 (“苏、受”即王阳明招降思恩、田州之酋长卢苏、王受;“兵”,即二酋之军队)直抵八寨,破石门;副将沈希仪邀斩轶贼,尽平八寨。” 像这样"征抚交失"地滥杀无辜百姓,能说他"无权"吗?

著名的大学者李泽厚先生 ,虽然对儒学有一系例研究——比如他在《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等书及国内外的儒学讲谈中,都旗帜鲜明的发表了自己的儒学观点,“希望有第二次文艺复兴……第二次文艺复兴同样回归古典,回到原典儒家,也重新作解释”;但是,他“想用‘天、地、国、亲、师’”来“建立情感本体。”(《世纪新梦·与中山大学教师们的对话》)—— 为什么不用"天、地、民、亲、师"呢?"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孔孟之道的精髓呀!

以孔孟的"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的胸怀来看,君王都应该像尧、舜、禹、汤和周文王等圣贤“助上帝宠之”百姓。如果将“民为贵” 视为“民为邦本”,老百姓则成为邦国(牧群)的绵羊,是统治者(牧主)的本钱,官员们则是为君王“牧养子民” 而已!

其实,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的不朽名言,并非独出心裁、并非孤立的支言片语。《论语》的结论篇《尧曰》就记叙了远古时代"公天下"和西周开国时的政治举措:“……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就是古王心系"公天下"而作君、作师,"助上帝宠之"百姓的行为。

中国古代的确有以民为贵的君王。如从<史记>——从《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回答藤文公问政的那段就可以看到:周朝的祖先太王,为了彻底解除狄人对自己国家的侵犯、保全老百姓的生命,就放弃了他自己的王位出走!这,岂不是“民为贵”的做法吗?如果古今中外的统治者都有周太王那样的圣人胸怀,以“民为贵”,学校将“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从小到大灌输在全世界人民的脑子里,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为了普天下人的德性习惯,“万世太平”就真正有着落了!

其实,孔孟的民主思想并非"民本思想",也不是"低水准平等思想"。我们只要认真看看《论语》《孟子》,就可以见到与现代差不多的言论自由、著作自由、迁徙自由、教育自由——-除了没有当代所谓的"选举",参政、议政、监政,也是有的!如孟子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孟子.告子章句下》)——这些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各类人士,他们不是在参政议政吗?他们沒有言论自由吗?“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是想参政议政吗?孟子说教梁惠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 (《孟子·梁惠王下》) 这,不是慎重得有些像西方的公民陪审团参与法治吗?

孟子还说:“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离娄下》)——没想到可恨的愚民教育把孔孟之道变异得连赝品也不是了!当今,如果您说“想当国家主席”,人们都会嘲笑您发飙;素质低的警察甚至请你喝茶、以精神病论处……孟子如此争取人权,还说他主张的民主思想"低级"?!

对于人格的平等,孟子有着令很多统治者发怒的名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为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为寇仇”。(《孟子·离娄》)

孟子还主张君王要像周文王那样将皇家园林与民众共享,说:“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孟子·梁惠王下》)他这样贵民的平等主张,世世代代都有人认为"迂阔""可笑"。其实,这迂阔天真的思想,仍然前卫于世界!即使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民为贵",拿现代的民主去衡量孔孟思想,也会感叹不已。

《论语》出现了109次孔子的道德标准——“仁”。从《论语》分析,孔子确实是“从不将‘仁’轻许” 给谁的。如从《论语·公冶长》篇,可以见到孔子对学生雍也、子路、冉有、公西华,都以“不知其仁”(不晓得他仁不仁)来变相否定别人他们的高评;即使对他最得意的学生颜渊,他也仅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即使对令尹子文和陈文子,也只说他们“忠”和“清”,不同意他们“仁”。然而,对管仲——孔子虽然批评管仲不俭、讽刺他不知礼仪、礼节(见于《论语·八佾》),但是却以“从不轻许”给人的“仁”,大加赞许管仲!

这是因为“桓公九合诸候,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论语·宪问》;“九合”——其实不止九次;齐桓公多次召集各诸侯国国君并主持和平盟会,都没有用武力——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因为管仲辅佐,天下才有较为安定的局面。)可见,谁能保护絶大多数民众的生命,使天下长治久安,谁就称得上“仁”;至于什么后世一再取笑孔子的“克己复礼”,也就不攻自破了。可见,对于“礼”、“仁者爱人”、“圣人”,孔子也是从“民为贵”着眼的——孔子认为:一个人能够给人民很多好处,又能广泛地帮助大家生活得好,“何止是仁道,那肯定是圣德啊!”(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 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 《论语·雍也》 ) 这,可以用史上不忠于主公的管仲佐证——管仲不为公子纠殉死,相反辅佐公子纠的政敌齐桓公“一匡天下”,使天下百姓安宁。孔子不是“如其仁!如其仁!”的纠正学生们对管仲“不仁不义”的评价,大加赞扬管仲吗?(《论语·宪问》)

从孔子对管仲的特殊评价着眼,我们可以这么推理:对于孔夫子 “一以贯之” 的道,曾子认为是“忠恕而已矣!”,其实不对——当然不是“礼”!

“仁”,才是孔子的道德标准,而“民为贵”则是仁的最高体现。“忠恕”相对“民为贵”而论,仅仅是小节小道;“民为贵”才是顶天立地的大事!因为这“民”,不止是几千万、几百万——是普天下人的生命、生存、生活;比什么都重要的特等大事。孔孟之道的伟大,就在此处!
 楼主| 发表于 2014-10-23 00:25:07 | 显示全部楼层
孔孟之道——礼为"尊"需、忠非乾纲、义乃天下、仁在贵民。
发表于 2014-11-2 20:42:15 | 显示全部楼层
孔孟是中华民族的腐朽
 楼主| 发表于 2014-11-4 11:37:33 | 显示全部楼层
章明 发表于 2014-11-2 20:42
孔孟是中华民族的腐朽

就是一句口号能说明问题吗?
写篇论文来驳倒本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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