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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彭劲秀:无限上纲的“文革”遗风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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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15 09:11: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彭劲秀:无限上纲的“文革”遗风可以休矣



  日前,从共识网拜读了一篇《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专访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梁柱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其观点似曾相识,毫无新奇之处,依然是沿用过去的老套路、老腔调:挥舞政治帽子唬人、抡起政治棍子打人,仅此而已。


  梁柱说:“我看过一幅画,画中表现的是毛泽东和饥饿的人群在一起。饥饿的人群被铁笼圈起来,像在监狱里面一样。”于是断定“有些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抹黑毛泽东领导时期的新中国历史。利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加以无限夸大、丑化,这就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具体表现。”“有些人背离学术研究的严肃性,而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这种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人,根本上是要搞乱人心,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和认真对待。”

  梁柱说的这幅画我没有看到过,不好妄加评论。但是,作为大饥荒的亲历者和幸存者,在那个饥饿到“人相食”的年代,既无粮食救命,又不准外逃求生,只有就地等死,与监狱何异?如果有人把这段历史如实地写出来告诉人们,难道就是“抹黑毛泽东领导时期的新中国历史”?难道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丑化”?难道就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具体表现”?难道就是“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难道就是“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如照梁教授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认定的“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第563页)和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第873页),党史的认定和时任分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记述,是不是“抹黑毛泽东领导时期的新中国历史”?是不是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丑化”?是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具体表现”?是不是“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是不是“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如果说如实记述这段历史是什么“历史虚无主义”,那么,肆意歪曲、刻意掩饰这段历史是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呢?

  梁柱说:“判断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政策的效果应该坚持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我想了三点:看它能不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看它能不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看它能不能够给人民带来幸福安康。”并说“这些是很具体的标准,对哪个制度、哪个社会、哪个国家都适用。”

  好的,我们就按梁教授认定的“哪个制度、哪个社会、哪个国家都适用”的、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三条标准对三年大饥荒问题对照一下: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大跃进“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轻工业急剧下降,而遭到最大破坏的是农业。拿粮食来说,1959年产量仅为3400亿斤,比1958年的实际产量减少600亿斤。1960年粮食产量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1年的2874亿斤还低。”(第873页)这能算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吗?“农牧业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的产量仅及1951年的一半。”(第884页)这能算是“促进社会进步”吗?“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这仅是1960年一年的数字,姑且不加上1959和1961两年的数字及其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人相食”惨剧,这能算是“给人民带来幸福安康”吗?

  大饥荒是极其惨烈、不堪回首的。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在《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记录》开篇就说:“最近十几年来,一些书籍、报刊、互联网,时不时披露上个世纪‘大跃进’年代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的人相食现象。大多数作者由于没有确凿的数据和例证,文章说服力不强,善良的人们不太相信,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还是用事实说话吧。”

  尹文说:“安徽省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吃尽了苦头,饿死了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发生人相食(多数是吃尸体)的现象并不奇怪。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件——笔者)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宣城县发生的30起特殊案件,有28起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发生的;蚌埠专区的凤阳县等10个县1960年共发生此类案件619起,其中发生在第一季度的512起,发生在第二季度的105起,发生在第三季度的2起,第四季度的个别地方虽有发生,但为数极少。今年第一季度只发现萧县、砀山、嘉山、定远、肥西、巢县、泗县等8个县共发生10起。作案成员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也有的是地富反坏分子。据蚌埠专区对819名作案成员调查,地富分子和历史上当过土匪的59人,敌伪人员、兵痞等49人,学生19人,农民764人。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的。”

  尹曙生举出与我近在咫尺的凤阳县为例。他说,凤阳县“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的悲惨状况却鲜为人知,说它是人间地狱一点也不过分。”

  “先看看人口统计数字。1958年凤阳县全县人口402700人,到1961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净减少157438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孤寡老人1580人,孤儿3304人。”

  县委书记赵玉书知道后,对公安局领导说:“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律逮捕,关死为算,严格保密,不得外传。”结果公安局秘密逮捕食人案件当事人63人,关死在监狱里的33人。

  安徽省公安厅的报告送到省委以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幸好这份报告还保存着,笔者在主编《安徽省志公安志》时发现这份报告。这份报告使这一历史惨案不会石沉大海,无人知晓。

  好了,我不忍心再举其它实例了。面对千百万在和平年代被活活饿死的冤魂,我怎么能丧尽天良,抹杀史实,自欺欺人地大唱“莺歌燕舞”?

  至于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更是罄竹难书。叶剑英元帅曾经沉痛地说过:“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往事——1966写真》,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十年间国民收入损失约五千亿元”(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一书披露,“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被毁。”据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王海光在《读刘丽英回忆录》记述,曾在沈阳市公安局工作过的中纪委原副书记刘丽英在《往事回首》一书中披露,“文革”中,“事实上,在辽宁被割喉处死的有三十多人,张志新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她还说:“‘文革’十年中,辽宁省有两万五千多人被迫害致死”(南方周末,E24往事阅读版,2010年5月6日)。面对如此血淋淋的史实,我怎么能泯灭人性,中了邪般地狂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大饥荒的悲剧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人们如实地记述当年的史实,并非是为了给谁“抹黑”,也不是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丑化”,主要是为了缅怀千百万饿死的骨肉,告慰千百万屈死的魂灵,让人们牢记历史的失误,吸取历史的教训,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然而,现在有人一旦见到这样的记述,或者听到与他们不同的声音,不是心平气和、有理有据地交换意见,展开讨论,澄清争议,取得共识,而是像挖了祖坟似的,气急败坏地把不同意见诬为“造谣”,甚至将这些调查研究成果视作“阶级敌人”的“抹黑”、“丑化”和“颠覆”,这种闭眼不看事实,刻意掩饰真相,只会依仗政治帽子唬人的伎俩是难以服人的,除了欲盖弥彰,充分暴露自己的无理、虚弱和野蛮之外,还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凡是有良知、有胆识的史家,他们只知道尊重历史,秉笔直书。因为,有大量活生生、血淋淋的史实足以支撑自己的观点,说明问题,根本没有必要依仗政治势力、挥舞政治帽子唬人。而那些妄图抹杀历史的人则不然,他们不愿尊重历史,不敢面对史实,总是喜欢玩弄贼喊捉贼的伎俩,千方百计地歪曲、掩饰历史真相,却声嘶力竭地攻击别人“灭史”;他们惯于用“真相”、“揭秘”之类的名义歪曲、掩饰历史,却攻击别人“时常装扮成一位粉墨登场的‘真相帝’,挥舞着所谓‘揭秘’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幅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试图博取眼球、引发轰动效应”。其实,他们正是这样干的。某些人不是正在张罗出版以所谓“真相”为名的大部头“巨著”,以“试图博取眼球、引发轰动效应”吗?但是,任何掩饰、歪曲、抹杀历史的行为都将受到历史的嘲弄和惩罚,这是毫无疑义的。

  尤其令人可鄙的是,作为年届八旬的老教授,置身于著名的高等学府,皓首穷经,理应以自己渊博的知识,高尚的人格和与人为善、以理服人的学者风范,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钦佩和景仰。然而,他却甘做“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鲁迅语)。对别人的不同意见统统上纲上线为“这种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人,根本上是要搞乱人心,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挥舞政治帽子唬人、抡起政治棍子打人的恶劣行径和作风,实乃内心虚弱、蛮不讲理的表现,人们在“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见得多了,毫不感到新奇。

  现在,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洗礼,人们不再愚不可及,对是非早已具有相当的独立思考和鉴别真伪的能力。对梁老教授的这篇高论,我刚才统计了一下,在读者投下的1297票评价中,赞成和肯定诸项加起来共80票,仅占6.17%。这充分说明广大读者的人心向背。过去一手遮天,对公民的发声动辄给人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或“现行反革命”等政治帽子的行径早已被全党和全国人民摒弃,无限上纲的“文革”遗风可以休矣。现在,有人重新祭起这样的破旧玩意儿唬人,徒增笑耳,何足道哉!

  (2014年4月25日凌晨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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