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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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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4 13:46: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汉书补注〉批注》介绍

郭罗基

  《〈汉书补注〉批注》是一部奇特的书。第一,奇在出版的价值不是正文,而是批注;第二,批注的作者是一位奇特的人才;第三,批注的写作和出版演绎了作者奇特的命运。

《〈汉书补注〉批注》的作者沈元是史学奇才
  
  史学奇才,可惜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奇才招共妒,竟遭杀身之祸。
  沈元,1938年生于上海,1970年被枪杀于北京。短短的32年的生命中,只有7、8年从事史学的学习和研究,却留下了出色的学术成果。
  沈元与我同在1955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他在校时学习勤奋,以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许。沈元的志趣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且专攻秦汉史。但他幷没有钻进故纸堆,而是心忧天下,关注现实。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沈元从英国《工人日报》上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为吃惊。他摘译了其中一些重要内容,供同学们传阅。在一个时期中,课下议论的中心就是斯大林问题。沈元的见解尤为出众。他指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在苏联的国史和党史中都是看不到的,那样的历史不是信史。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这是我们立志成为历史学家的年轻人,在心中长久振荡的天问。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性质,赫鲁晓夫只是归之于“个人崇拜”。沈元认为,不仅仅是个人崇拜,根本上是制度问题,应当追究“个人崇拜”得以产生和盛行的社会制度。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凡是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都被打成右派,而以沈元的惊世骇俗之论就成了“极右”。对“极右”的处理是劳动教养。沈元被发配到北京西郊的山区斋堂。
  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沈元身患浮肿病,劳动又不堪重负,遂回到北京城里的姑妈家。他自愿在街道办事处工作,表现甚好,派出所为他摘了右派帽子。沈元喜形于色,跑到北大来要求复学。学校给他的回答是:“你劳动期间逃跑,已被开除学籍,不能回校。”他心情沮丧,同我商量“怎么办?”我建议他走自学之路:“北京图书馆的藏书比北大还丰富,你为什么不利用?”
  沈元果然钻进北京图书馆,苦读一年。他常常早出晚归,中午以冷馒头、咸菜充饥。
  1962年,有人向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推荐沈元,附上他写的9篇文章。黎澍正欲物色一位助手,多年求之不得。他看了沈元写的9篇文章,大喜过望,予以破格录用。沈元是没有单位的社会青年,虽然摘了帽子,还是叫做“摘帽右派”。如果没有黎澍的胆识,他不可能进入学术殿堂。
  黎澍兼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他在沈元的9篇文章中选了《〈急就篇〉研究》予以发表。《急就篇》是汉代的蒙学课本,即小学教科书。每个时代对儿童的教育,都是公认的常识。沈元认为,《急就篇》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他以当时人的眼光来研究,汉代人怎样看汉代社会?史学界为之哗然。之所以哗然,一是这篇论文开辟了研究汉代社会性质的新思路,郭沫若、范文澜都赞扬这篇文章写得好;二是沈元的身份特别引人注意,黎澍遭到一片指责:“为什么重用摘帽右派?”
  黎澍指导沈元写了一篇《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全文5万字,发表于《历史研究》。《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摘录一万字,以《论洪秀全》为题,刊登了一个整版。史学界又一次为之轰动。像沈元这样,从古代史到近代史都能写出好文章的人才是不多的。
  沈元显示了才华,也招来了忌恨。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都在谈论右派明星,一时之间传为重用右派的“沈元事件”。一天,田家英(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给黎澍:“有人给毛主席寄来了油印材料,揭发‘沈元事件’。好在落在我手里,毛见了不知会怎么批。你赶快来一趟!”田家英告诫黎澍:“你们千万要注意!”后来沈元发表文章就不能用真名了。
  黎澍说,和沈元同一辈的人,到研究所来了几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出几篇文章,而且屡有轰动效应,于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文化大革命一来,黎澍首当其冲,批他“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斗。研究所的造反派还从肉体上折磨沈元。沈元实在忍受不了,居然异想天开,化妆成黑人,闯进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他被门口的中国警卫人员识破,当场逮捕。这一回,斗沈元,黎澍陪斗。最后,以“叛国投敌”罪判处沈元死刑,黎澍欲哭无泪。在刑场上,沈元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其他人都倒在血泊里了,他被押了回去。实际上他幷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他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死到临头还在运用他的超人智慧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他希望苟延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来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到。
  80年代,北京大学党委为沈元作出“改正”的决定,认为:原划右派,属于错划,幷撤销对他的开除团籍、劳动教养、开除学籍的处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沈元平反了“反革命”罪。当沈元的母亲拿到平反通知书时,呼天抢地,号啕大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改正”、“平反”怎能抚慰沈元的冤魂?怎能平息母亲的悲愤?
  黎澍逝世前曾与我商量如何纪念沈元。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遗稿。沈元的一包文稿,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员拿走,不肯归还。黎澍说,还有沈元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左右都用蝇头小字写满了批注,很有价值,可以用以补校前人的注。因无人识宝,故幸存下来。这就是出版《汉书》批注的最初动议。
   沈元的兄长沈荃、姐姐沈蓓,怀有对偏怜小弟的深情,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人民币),由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汉书补注〉批注》,以慰沈元的在天之灵,也是为了抢救文化遗产,不致湮没。

《〈汉书补注〉批注》封面


《〈汉书补注〉批注》一套8册
  
              古今百家注《汉书》

  《汉书》是继司马迁的《史记》之后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著作,作者东汉班固(公元32年至92年),记叙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至王莽新朝地皇四年(公元23年)之间,西汉一朝230年的史事。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开断代史之先河,影响了后世历代的修史。
  《史记》所载,始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司马迁之后,不断有人为它写续篇。《史记》的续篇有刘向、刘歆父子、冯商、扬雄等十多家。班固的父亲班彪(公元3年至54年)综合各家续篇,加以增补,为《史记》作《后传》65篇。班彪死后,年仅29岁的班固决心完成父亲的未竟之业。他继承和发展《史记》的体例,但不再为之作续篇,而是自成体系著《汉书》。班固因事入狱,60岁的时候死于狱中,《汉书》尚未完成。汉和帝命班固的妹妹班昭续成。班昭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女作者。《汉书》凝结了班彪、班固和班昭两代人三位史家的心血。
  《汉书》的内容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80多万字。后人分为一百二十卷。
  《汉书》虽继承了《史记》的体例,但班固没有继承司马迁的史观。他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缪于圣人”。那就是说他本人完全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东汉时代已确立了儒家的道统,班固缺乏司马迁的自由思想。故《汉书》所持的史论不如《史记》,但《汉书》所载的史实详于《史记》。
  《汉书》的《纪》是西汉十二帝王的纪事,其中引用了许多诏书、奏议。为重要人物立传,也录入本人的代表性著作,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前代有人批评班固“所缀拾以成一代之书者,不过历朝之诏令,诸名臣之奏疏尔”。其实,这正是《汉书》作为历史著作的优点,如果不是班固的“缀拾”,许多重要文献和原始资料,我们现在都看不到了。
  更多的史料保存在《汉书》的《志》和《表》中。《汉书》将《史记》的《书》改为《志》,《平准书》改为《食货志》。《食货志》分上下两卷,上卷为“食”,记农业生产,下卷为“货”记商品货币。《史记·平准书》只涉及汉武帝时的一项经济政策,而《汉书·食货志》全面地记载了西汉一代的经济状况。
  《汉书》的《志》新增了《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五行志》。《刑法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叙述法律制度的篇章。《地理志》记载了汉代郡国的区划和沿革,以及各地户口数字、民情风俗。《艺文志》梳理了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著作典籍。这是中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学。《五行志》是关于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的作品,当时人认为很重要,在现代人看来没有多大意义。
  《汉书》的叙事系统完整,条理清晰,至今仍然是研究西汉历史的权威性著作。但班固好用古义字、冷僻词、省略句,故作艰深,以至同时代人“多未能通者”,学者竞相为《汉书》作音义注释。
   对《汉书》的注,也形成了一门学问。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汉书》的注本竟有20多种。   
   
沈元的批注蕴藏着研究的密码
  唐初,颜师古引用“诸家注释”23种,作《汉书注》。在当时,这是较为完备的注本,其后大行于世。但这样一来,又造成另一种遗憾,唐代以前的注本均告失传。唐代以后的注本更多。清代人王先谦搜罗了67种注本,集诸家之说,穷多年之功,著《汉书补注》,于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刊行。近代学者杨树达认为,王先谦在史料的运用和对《汉书》的解释方面都存在不少缺失,于1924年出版《汉书补注补正》,曾获一时推崇。后来的30年中,他又不断增补,著成《汉书窥管》,于1955年出版。《汉书》的注是读通《汉书》、研究汉史的重要工具。
    我推想,1961年至1962年,沈元写作《〈急就篇〉研究》时,不得不读《汉书》;为了读通《汉书》,又不得不研究各家的注;研究了各家的注,颇有心得,于是写下许多批注。沈元的批注幷非为了发表,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供自己日后进一步研究之用。所以,其中蕴藏着沈元研究汉史的密码,值得后人加以发掘。
    沈元的批注是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先谦《汉书补注》为底本,参照杨树达的研究成果,究其同异,加以评论。有些地方沈断为“杨是王非”,也有“王是杨非”。《汉书补注》全书共5881页,竟有3084页沈元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
    沈元的批注并非囿于王先谦和杨树达的是非。1900年,敦煌藏经洞石室被打开,发现5万多件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珍贵文物,其中就有《汉书》的唐代写本。这一年,正是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刊行之时,故其成书期间不可能看到敦煌遗书。杨树达所见的敦煌遗书也不多,因为5万多件文物中只有1万多件尚留国中,其余均被英、法、俄、日等国抢去。尔后,中国学者游学欧、日,逐渐以手抄本、影印件、缩微胶卷的形式,将敦煌遗书迎还故土。沈元所见巴黎国立图书馆藏品《汉书》唐代写本,就是北京大学教授王重民先生的手抄本。这是《汉书·刑法志》的残篇,仅存71行。沈元考证,此为晋人蔡谟的《汉书集解》版本。蔡谟之前,为《汉书》作音义集解,都是另行成书,转辗相承,多至24卷。蔡谟将音义集解散入《汉书》正文,遂有第一个《汉书》注本。在《汉书》流行过程中,这是一个重要的版本。历来,以为初唐颜师古的《汉书注》已囊括前人的注释。沈元发现,并非如此。蔡本的注,颜本有所不采,故沈元在他的批注中特为“略举蔡本之善者”。又,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所藏《汉书·匡衡、张禹、孔光传》一卷,沈元认为与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的残卷同为一书。沈元精于考据。他指出,以上残卷为唐高宗时写本,而同为伦敦不列颠博物院的藏品《汉书·萧望之传》,则为唐高祖时写本;同为《汉书·萧望之传》,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者,又是不同的版本。总之,敦煌遗书中的《汉书》残卷版本,不但王先谦没有见过、杨树达未尝研究过、也是唐朝人颜师古忽略了的,因此沈元的批注具有比他们更广阔的眼界。
  沈元还研究了汉简,用以补充和矫正历代的注释。20世纪初,在敦煌地区和居延地区发现了边寨汉简。汉简保存了与班固同时代和早于班固的两汉的记载。上世纪70年代以后,又发现大量的墓葬汉简。汉简的记载,其可靠性超过敦煌遗书中的《汉书》残卷。沈元曾据汉简就一些讹传的问题,作专门论述。汉代粮食的计量有大石、小石之分。学术界有一种说法:大石、小石只是同一的量在计算不同对象时所用的不同名称,大石指米,小石指粟(原粮)。沈元研究的结果,指出大石、小石确为两种不同的计量,而且算出大石与小石之比为5:3,小石一石合大石六斗。沈元研究了汉简中的牛籍(牛的户口簿),指出居延地区所养的牛,不是菜牛,而是耕牛,证明早在西汉时期,驻军屯田的边寨地区在农业生产中已采用牛耕。
  沈元的批注又参考了甲骨文。甲骨文是1899年在河南安阳小屯发现的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文字,为汉字之源。汉代人已不知古有甲骨文。班固虽好用古义字,但不明自甲骨文之后的字义源流。以甲骨文为始点,可以对汉代的古义字作恰当的训诂。
  沈元的批注广证博引,所用典籍不计其数。看来,他读书的方法不是一本接一本地读,而是同时读许多种书,以《汉书》为基本线索,广泛涉猎古代文献。北京图书馆的丰富藏书,为他提供了便利条件。如对《急就篇》的版本的考订,超过了前代大学问家王国维等人,因为王国维等人未必能接触如此众多的版本。
  《〈汉书补注〉批注》的影印出版,有益于汉史的研究。沈元的治史精神、严谨学风亦应予当代的青年学人有所激励。
  
2007年12月
于哈佛大学

《动向》2008年1、2月号合刊

发表于 2013-4-4 22:31:11 | 显示全部楼层
那年代的破格录用人才,一直延续到80年吧,后来就不行了,就乱来了。现在呢,北大的海龟校长,唔,出笑话了嘛。
发表于 2013-4-5 19:25:29 | 显示全部楼层


为沈元一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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