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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毛的大饥荒》获奖 大跃进灾难生动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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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15 10:26: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记者: 齐勇明 | 香港 2011年 7月 09日

   

一本探索中国“大跃进”灾难的英文著作《毛的大饥荒》日前获得英国“塞缪尔.约翰逊”非小说类文学奖,此书再次引发人们对那一时期实际死亡人数的关注。


《毛的大饥荒》

这本书的作者冯克(Frank Dikotter)是香港大学人文讲座教授。他多年来潜心研究中国历史,撰写了好几部中国历史问题专著。这部有关大跃进灾害的作品是他最新完成的著作。


*新书获奖,接受VOA采访*


冯克在英国出席颁奖仪式后,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大跃进时期饿死的中国人和第二次世纪大战的死亡总数相似,都在4500万以上。”

冯克:“从1958到1962这几年间,中国人为的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可以和整个二战期间各国死去的人数相提并论。这个数字令人震惊,是毛泽东制造的最大的人祸。”

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领导了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以“大炼钢铁”、“超英赶美”为目标,不顾实际情况采取冒进的工业政策。各地农村也大肆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奇迹,造成一派亩产万斤粮的假象,最终以全国大饥荒、死人千万的悲剧收场。

由于中国政府信息的不透明,造成国内外学界对这一时期的死亡人数存在很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1000万人至5000万人不等。


*出版人:帮中国人了解自己历史*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人鲍朴对这本书非常欣赏,他说这本书可以帮助中国民众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特别是中青年一代更应补上这一课。

鲍朴说:“我去年到北京去,和与我同龄的在文革期间出生的人谈到是否知道有过大饥荒,他们说,‘唉,这事真不知道啊。’包括中共党史二卷出版后,官方承认饿死了1000万人,这个他们也不知道。就算是1000万人也不是个小数字啊。”

鲍朴说,冯克的写法非常生动细致,在描写人性的方面有独到之处。他称赞作者是少有的、能让严谨的史实通过活灵活现的笔触表达人性的严肃学者。鲍朴是原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的儿子。鲍彤曾任赵紫阳秘书,六四后被判刑7年。

鲍朴说:“冯克的这本书是一个突破,中国人都没有做到。他的突破在于,他不仅去查了中央和省籍的档案材料,这些档案一度开放,目前又不开放了。另一方面他对中国那一段社会情况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


*作者:饥荒中有人以粮惩罚人*


冯克认为,他写的《毛的大饥荒》这本书最重要的是充分展示了人们不仅因为没有饭吃而活活饿死,更严重的是有人把粮食当作一种武器来掌握,惩罚人们。

他说:“这一点最重要,显示人们是被饿死的,他们被剥夺了进入大食堂的权利,其中原因有的因为年迈,病重,发表了不同意见,甚至因为在开会时打了磕睡。这些事件都令人触目惊心。”

早在2000年就开始撰写中国大饥荒的中国资深媒体人,北京炎黄春秋主编杨继绳对这个题目有专门著作《墓碑--中国大饥荒》。他和冯克自07年就已相识,也很赞赏冯克的文笔。但杨继绳认为,目前要通过档案资料得到饥荒中死人的具体数字很不容易。因为有关的档案资料不开放。


*档案保密,死亡数字难确定*


他说:“我跑了社会科学院档案馆,跑过中央档案馆,但是我是通过关系,通过朋友,因为我曾是新华社高级记者。而他肯定看不到,因为那些资料不开放啊。”

尽管杨继绳认为目前总结出来的大饥荒死亡人数不可靠,但他相信总有一天当局控制的档案资料是会开放的,这段历史终究会大白于天下的。

《毛的大饥荒》预计9月将发行中文版。中译本的出版人鲍朴说,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可以继续研究。

他说:“冯克研究的数字是4500万,这个数字可以争论。但我认为他起码是走出了研究该领域的第一步了。最后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可信数字,什么样一个确切数字,还有待于将来的研究。”

冯克在最后的6名决选者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塞缪尔.约翰逊文学奖的两万英镑奖金。评审团主席马辛泰尔高度赞扬这本书的意义,说对于任何要了解20世纪历史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之书”。

 楼主| 发表于 2012-6-15 10:26:50 | 显示全部楼层
大饥荒50周年祭 人吃人能否成为过去式?

记者: 萧雨 | 华盛顿 2011年 9月 30日


GE Yonghui中国大跃进期间的照片显示人坐在密植的稻子上。当时各地竞相伪造粮食高产,种下大饥荒恶果。

中国的南方都市报近日刊载了回顾中国1958年到1962年期间从大跃进到大饥荒的长篇纪实报道,通过当事人的口述,记录了那场曾经饿死几千万人、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绝人寰的灾难。 半个世纪过后,那段历史在中国大陆仍是少有人触及的敏感话题。

南方都市报9月28日以两个版面的篇幅发表了首席记者韩福东的长篇纪实报道《跃进过后是饥荒──川东三年“灾害”纪实》。韩福东在四川东部达州市找到了几位经历过大饥荒年代的人,请他们讲述目睹的历史。


* 自然灾害是人祸 *


70多岁的朱全森老人当年是乡里的一名教师,说起“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当地出现的几十起人吃人的案例时,他颇感悲伤。朱全森后来参与了《达州市志》的编纂,主笔大跃进等政治运动。他对南都记者说,那场所谓的自然灾害其实更是一场人祸。他说,1959年到1961年,当地连续三年旱灾,但其实栽秧期间稻田里是有水的,在正常情况下根本饿不死人。

川东地区的村民对韩福东说,提到大饥荒就不得不说起大跃进。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一路线和后来的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大力推行,让农民离开土地去大搞工业。这所谓的“三面红旗”还剥夺了农民的自留地,虚报粮食产量的风气也在全国风行。这一切都为后来的大饥荒埋下了伏笔。


*大饥荒历史不能忘却*


1959年春大饥荒开始蔓延之际,18岁的杨继绳是湖北省的一名乡村教师。 4月里的一天,他被儿时的伙伴从学校叫回家中,因为父亲已经饿得不行了。杨继绳回到家中,发现父亲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饿得皮包骨,而家里一颗粮食也没有了。三天后,父亲与世长辞。


Cimini Photo杨继绳(资料照片)

杨继绳后来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在新华社当了35年记者。现在,他是政论历史刊物---《炎黄春秋》杂志的副主编。2008年,他在香港出版了近百万字的作品《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从90年代起,杨继绳花了10余年的时间,跑遍了中央和中国十几个省的档案馆,走访了大量的当事人,积累了近千万字的资料,完成了这样一部记录大饥荒的作品。而这个题材即便在那场灾难过去半个世纪后,在中国大陆也少有人碰触。

杨继绳说,父亲的去世和记者的责任感鞭策他完成了这本书。他说,大饥荒是1949年以来中国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样一场国家、民族的重大灾难必须要记录下来, 让后人不能忘却这段历史。


*集权制度是祸根*


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指出,1958年底到1962年初全国的气候属正常年景,而这期间中国各地共饿死了3600万人,其中山东、湖南、四川、安徽、甘肃、青海等省份情况最为严重。

1961年,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进行了为期44天的考察后说,大饥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要毛泽东公开检讨。 杨继绳则认为,大饥荒其实是“一分天灾,九分人祸”。他对美国之音说,大饥荒的祸根是集权制度。

杨继绳说:“最主要的(原因)是高度集权的制度,剥夺了老百姓创造财富、增加财富的权利,让老百姓自己通过劳动来寻找食物的权利都没有了。政治的权力控制着每一个人的大脑,控制着每一个人的肠胃。吃什么、吃多少,都是权力控制的。权力不给他就饿死。 ”


*解决危机必须改变制度*


杨继绳认为,从大饥荒到现在,中国在政治上虽然上宽松了很多,但基本的政治框架并没有变。他说,从大饥荒中今天的人们仍然可以得到很多值得警示的教训。

杨继绳说: “中国当年面临的很多问题,社会不公平也跟这个制度有关系, 所以当年的社会危机比较严重,社会矛盾比较尖锐。要走出危机、缓和矛盾,也必须从制度上进行改变。”


*否认大饥荒是对历史的无知*


《墓碑》出版后受到了以左派网站“乌有之乡”为代表的一些人的口诛笔伐。他们质疑这本书的历史真实性,认为饿死3600万人的说法毫无根据。一些人甚至指出,杨继绳的父亲并不是饿死的,而是患病死亡。

杨继绳说,批评他的这些人很多都没有看过他的书。他说,不少年轻人对今天的社会不公感到不满,以为过去比现在好。要是说毛泽东不好,他们就不高兴。杨继绳说,其实这种想法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

在《墓碑》的前言中,杨继绳写道,写这样一本书,除了是为父亲和3600万因饥饿而死去的中国人立碑外,也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他对美国之音说,在当今中国发展的阶段,几年之内饿死几千万人的事应该很难再发生,不过在高度集权政治统治下的中国,出现其它灾难,乃至意想不到的灾难却是难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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